《科學新聞》：現狀堪憂的美國大學

　　自美國金融危機以來，由于來自政府的支持越來越少，美國各大學遭到了猛烈的沖擊。盡管美國大學通過擴招、擴建校園和廣納捐贈資金等方式試圖力挽狂瀾，但是在資金支持力度產生變化的情況下，美國大學在全球之巔還能站多久?還能否保持自身的領導地位?

　　政府撤資

　　當下,美國政府資助額度停滯不前，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等美國頂尖高校的校領導認為，私人捐助在他們保持世界領先地位的過程中，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一份由中國上海交通大學發布的世界大學排行榜顯示，在全球排名前25位的高校中，美國占19所。

　　很多頂尖的大學擔心，如果他們收入來源的最大比重——政府撥款縮減，其排名可能會下滑。放眼世界其他國家，尤其是中國和一些亞洲國家，它們對科學研究的投入越來越多，這也加劇了美國各大學的擔憂。

　　為了保持領先地位，很多學校正在有針對性地實施一種屢試不爽的美國式促進發展的策略：尋求來自富裕捐贈者的捐款。盡管近期全球經濟衰退，但是該策略正在取得豐厚的收效。例如，去年，斯坦福大學成為世界第一個在一個學年內籌集超過10億美元私人捐款的非營利性機構。

　　公共機構也變成了積極的資金籌集方。即將離職的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加州最頂尖的大學之一)校長Robert Birgeneau說：“我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依賴于慈善事業。我認為，我們已經挺過了危機，現在我們需要過渡到新的模式中來。”

　　歷史機遇

　　盡管普通公民可能會認為，美國在世界科學界一直處于領頭羊的位置，但美國擁有的杰出科學成就，其實是近些年才有的現象。誠然，諸如哈佛大學、普林斯頓大學、耶魯大學這樣第一流的大學已經有幾百年的光榮歷史;但是其他學校諸如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斯坦福大學，其歷史僅可追溯到19世紀晚期。此外，直到過去的50年，在以大學為基礎的研究領域中，美國才成為無可爭議的領導者。

　　Shirley Tilghman說：“幾個世紀以來，學術領域的‘霸主’地位始終是不固定的。”12年前，Tilghman成為普林斯頓大學校長，下個月他將辭職。他說，科學研究的中心最早在意大利博洛尼亞和一些卓越的意大利大學，之后轉移到德國，再到英國，直到相對最近的時期，才橫跨大西洋移至美國。

　　哈佛大學校長兼歷史學家Drew Faust說，人們會認為，偉大大學的沉浮建立在一些不可改變的歷史時刻的基礎上，這是錯誤的想法。Faust補充道：“一些宿命論和命運注定論的觀點認為，這是周而復始的循環。對待這樣的觀點，我們應該置之不理，并且表示，我們的循環已經終止了。美國仍然是當今世界最強大的經濟體，有著最完善的大學制度。能否在這其中的某一領域，或是兩個領域都繼續保持領頭羊的地位，取決于我們自己，而非取決于命運。”

　　普林斯頓大學歷史學家Anthony Grafton認為，美國大學已經達到并一直保持卓越的地位，這得益于一系列歷史、經濟、政治因素的結合。Grafton說：“從歷史上看，一個國家對研究強有力的支持，有助于偉大科研機構的誕生。”他以德國和英國兩個利用地緣政治優勢支援科學的國家為例進行說明。但他說：“這還遠不夠。如果沒有第二次世界大戰和人造衛星，就沒有美國今日的地位。這一系列事件造成了一種認知：美國的國家安全依賴于對科研的投入。”

　　這一想法在工程師兼美國白宮顧問Vannevar Bush給時任美國總統富蘭克林·羅斯福撰寫的《科學：無盡的前沿》中得到了具體闡釋。這份具有重大影響力的報告誕生于1945年，強調了聯邦支持對學術研究的重要性。Grafton解釋說，報告要求對科研各領域進行全面的投入，而不是只支持那些已經取得顯著成就的領域。科研變成了大學的中心工作。這一報告對于國家科學基金會(NSF)的成立起到了重要作用，也推動了國立衛生研究院(NIH)的迅速擴張。

　　根據美國《退伍軍人權利法案》，在二戰結束后的第一個10年，對二戰退伍軍人提供資助，使他們有機會接受大學教育。但是這一浪潮在20世紀50年代初逐漸平息，大學的招生數量也開始減少。事實上，是這批人的下一代，也就是所謂的“嬰兒潮出生的一代人”，構成了當今科學研究的主導力量。但是一系列新的人口趨勢和經濟趨勢正在促使美國的研究性院校再一次重新思考自身的戰略。

　　岌岌可危

　　正如一只大白鯊必須在水中保持前進以吸取足夠的氧氣防止溺水，一所名列前茅的研究型大學要想保持領先的地位，也需要不斷籌集大量的資金，用于建設新的校舍、更新設備和設施以及吸引所需的世界頂尖研究人員和有潛質的學生。這種需求在很大程度上解釋了最近幾十年，斯坦福大學、哈佛大學、麻省理工學院、密歇根大學和其他研究型大學的發展速度遠超整體經濟增速的原因。

　　盡管在過去十幾年中，美國個人收入停滯不前，但美國精英大學的預算大約翻了一番。這筆增加的金額主要流向科研，而非造就更多大學生。例如，斯坦福大學的總體預算從2000年的18億美元增至今年的44億美元，但是其新生班的規模仍保持在1750人左右。

　　家長支付著不斷上漲的學費，可能會認為這些錢促進了學校的發展。但他們的想法是錯誤的。即使像斯坦福大學這樣的私立精英學校——一名本科生每年需支付6萬美元的費用，學費也僅占學校當年總收入的17%。公眾和政治家對大學教育的價值提出質疑，并要求大學承擔更多的責任，在這樣的背景下，每年都小幅提高學費可能成為一個危險的做法。

　　其他收入來源也岌岌可危。對于具有醫學院和校醫院的大學而言，接收病人提供了一筆重要的收入。2010年出臺的奧巴馬醫改計劃中的規定要求控制醫療費用，這給學術醫學中心造成了不小的壓力。

　　對公立大學而言，從歷史上看，政府撥款占其收入來源的很大一部分。但是在過去的20年間，這一收入來源一直穩步下降。很多一流的研究型大學將自身形容為“政府協助的”甚至是“和政府有關聯的”，來反映政府角色的弱化。

　　Mark Nordenberg說：“35年前，我成為法學院的一名教員，當時政府撥款占學校總預算的1/3。”自1995年起，Nordenberg一直是賓夕法尼亞州匹茲堡大學校長。如今政府撥款遠低于總預算的10%，如果校董事會僅用撥款這一項指標來決定校長人選的話，他們很久之前就會考慮更換新校長了。

　　對于一流的研究型大學，最主要的兩大收入來源通常是對研究的贊助(絕大多數來自聯邦政府)和投資收益(意味著慈善事業和學校的捐贈收入)。然而，傳統上，獲得研究經費會使學校享有更高的聲望，因為研究經費的授予需要通過諸如NSF、NIH等資助機構的同行評審。這筆經費非常重要，以至于政府撥款已經成為衡量一所大學整體素質的標準之一。

　　關注歧視

　　許多非洲裔美國人和拉丁裔美國人在追求科學的職業生涯中，必須努力克服缺乏榜樣、缺乏機會甚至受到歧視等困難。不過有一個阻擋他們前進的障礙長久以來似乎被忽視了——拿到博士學位所需的費用。一項新研究顯示，這些群體在攀登科學高峰的過程中處于弱勢，經濟因素起了一定的制約作用——在畢業時，相較于學校中的白人或亞裔美國人，他們往往欠下更多的錢。

　　傳統觀點認為，大多數學生能夠在不欠下大量債務的情況下，獲得科學、技術、工程和數學(STEM)領域的博士學位。這種所謂的“搭便車”教育，源于一系列旨在滿足學費和生活費需求的機制所帶來的便利——尤其是學生獎學金、制度上的支持等。這種經濟負擔的減輕，研讀藝術和人文學科的高級學位或主修法律、醫學和其他學科的學生的境況形成了鮮明對比。

　　Tanenbaum坦承：“我們不能解釋這些問題。”她期待明年能在喬治·華盛頓大學(GW)獲得她的教育學博士學位。“這僅僅是了解目前的現狀走出的第一步。”

　　另外為數不多的相關研究以少數群體為對象，并提出了與以往不同的問題。5月，美國研究生院理事會(CGS)在其發布的一份試點研究報告中，對比了選擇STEM領域與商科進行深造的學生(來自5所學院)的結業率與輟學率。盡管CGS的研究樣本容量很小，沒有包含被忽視的少數族裔學生的數據，但該項研究卻收集到了那些輟學學生的數據，而這正是研究機構很少關注的。

　　研究顯示，對于那些輟學的學生來說，缺少資金支持幾乎是他們選擇放棄學業的最重要原因。GW高等教育管理學助理教授、Tanenbaum的論文導師Lindsey Malcom-Piqueux說：“財富與獲取資金的渠道對學生決定是否深造具有重要影響。”

　　2012年，她與美國南加州大學(USC)的Alicia Dowd共同發表了一份關于本科生負債如何影響其是否繼續STEM研究生學業的研究報告。Malcom-Piqueux指出：“白人與亞裔美國人更傾向于向家人借款，因為他們的家庭普遍更富有。”

　　對于AIR的結論，Malcom-Piqueux表示，單單只是這個數據就足以對研究生的生源產生巨大影響。她認為：“那些在本科畢業階段負債的學生選擇繼續深造的可能性較低。”

　　而另一方面，AIR的研究揭示，即便在本科階段沒有任何負債的學生一旦選擇繼續深造，將立刻陷入負債的深淵。Malcom-Piqueux認為其中一個原因在于：“平均而言，處于弱勢的少數族裔群體，當他們在繼續博士學業時，學校的選擇面較窄，學院的資金和援助也有限。”

　　Dowd認為，種族問題是被刻意忽略的重大問題。她說：“AIR調查報告的作者在綜合各種因素后，將落腳點放在債務不平等上，但他們忽略了勞動力市場上的種族歧視和偏好問題。如果我們在研究問題時，試圖粉飾過去和現在一直存在的歧視問題，那么我們的研究已經偏離了方向。”

　　一些新的數據即將出爐。CGS希望在今年獲得關于選擇繼續STEM博士學業的、來自21個學院的少數族裔群體的財政狀況的原始數據，作為研究這些學生結業率資料的一部分。今年秋季，受美國教師退休基金會(TIAA-CREF)資助，CGS將發起一項旨在衡量來自15所大學的研究生理財智商水平的研究。CGS的Daniel Denecke說：“這項研究有可能為AIR研究中出現的一些問題提供答案，此時此刻，我們掌握的資料還不夠充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