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炒作高考狀元，就能炒作招生錄取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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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秀娣

近年來，每當高考成績公布后，國內知名高校間便會打響“招生大戰”，并在其間暴露出各種問題。原本各名校已占盡招生優勢，但為了爭搶高考“高分”考生，依舊不惜血本，影響相當惡劣。

應該說，名校本不想這樣——僅人力付出，許多學校就已經難以招架。但它們仍不敢輕言退出，因為招生分數的幾分之差，可能就會是學校的重大“危機”，沒有學校敢擔此風險。為此，很多高校希望國家能出臺相關政策和機制，協調高校達成共識，盡快停止這種耗費高、效率低且負面作用大的無序競爭。

問題：言行、理念并不相符

必須承認的是，目前名校在“招生大戰”中的言行與其辦學理念往往并不相符。

首先，高校一邊強調數字化轉型，另一邊的招生手段卻變得“原始”。現代通信技術高度發達，招生工作理應充分利用此優勢，但當下的名校反而熱衷或依賴于實地“搶人”的方法。

這種招生效果未必理想。因為學生和家長希望了解學校的辦學理念、特色和學科專業等，學校外派人員不一定都能詳細解答。反而是學校組織的各類線上專職人員“答疑解惑”的招生宣傳會講得更清楚。這種線上方式既體現了學校嚴謹、求實的校風，也是對學生理性選擇學校及專業的尊重，是高質量招生活動應有的模樣。

其次，學校一邊看重教育資源，另一邊的招生成本卻十分高昂。名校每年都會鉚足勁向國家爭取重點投入，足見其對教育資源的重視。但它們每年派往各地招生的人員規模卻不斷擴大，相關費用無疑也十分高昂。

然而，招生成本又豈止經費開支這一項？每年學校人員集中外出招生時期恰逢學校工作最忙碌的期末階段，各機構總有主要負責人由于在外招生而影響工作，也總有老師因在外招生而缺席與畢業生在校園話別的重要時刻。

總之，名校因“招生大戰”而投入大量教育資源，從長遠看將影響學校內涵建設。

最后，學校一邊弘揚科學精神，另一邊的招生“吃相”卻相當浮夸。高校往往會將立德樹人、嚴謹求實、開拓創新等放在辦學目標首位。然而，“招生大戰”一旦上升到了“掐尖”的高度，招生人員便難免夸大其詞、隨意許諾，甚至互相揭短、拆臺，以許諾各種獎勵條件吸引高分考生者也不在少數。事實上，大多數招生人員內心對這種有失誠信、尊嚴的行為是反感的，但要想“掐尖”，他們便顧不上體面，甚至說出違背原則的話。

過度炒作招生錄取分數當休矣

總體而言，國內名校并不缺優質生源。而名校招生之所以大打“掐尖”之戰，是因為學校排名受制于招生生源的高考分數。

必須承認，眼下各種以學生高考成績為指標的大學排名，很容易被公眾誤認為是高校質量排名，甚至會影響政府管理部門對高校的印象。所以，即便高考分數一兩分之差，也會決定高校排名的高低，進而嚴重影響學校的社會聲譽和發展機會。在這種非理性的排名效應下，名校也就不得不參與到“招生大戰”之中了。

在對錄取分數高度敏感的形勢下，名校招生因高考分數而相互牽制。為此，教育主管部門作為權威力量，應通過發揮政策“指揮棒”作用，全面糾正以高考分數簡單評價高校辦學的做法，讓高校走出“招生大戰”而無后顧之憂。

首先，有關部門不應公布高校招生錄取分數或只公布高校招生錄取分數段，從源頭上堵住高校招生錄取分數排行榜。

之前，教育主管部門曾多次發文嚴禁以任何形式公布、宣傳、炒作高考狀元，高考升學率，高分考生等，這對遏制炒作高考分數現象起到了很好的作用。針對近些年興起的炒作高校招生錄取分數的問題，教育主管部門也應拿出相關政策措施。

學生的高考分數不能完全體現名校的教育價值。同時，高考分數也不能簡單代表學生未來的發展空間和社會貢獻。對其的過度炒作只會引發社會的教育焦慮，導致名校產生浮躁、短視和急功近利等“掐尖”招生問題。

其次，國家層面要引導高校做好線上招生工作，從更深層次、更廣范圍來錄取優秀生源和對待人才培養。國內名校招進優質生源很自然，名校價值不應只體現在學生的高考分數上，而是要不斷豐富教育內容和教育方法，把這些“好苗子”培養成為國之棟梁。

在這方面，有關部門可以設立供高校開展招生的工作平臺，也可以開通與學校相關工作的網絡連接，鼓勵其充分利用現代通信技術樹立學校形象，傳遞校園文化，解答各種招生問題。對于表現突出的高校，教育主管部門應予以表彰。

應該說，深度做好招生工作是學校求真、務實工作作風的體現，加強對學校招生工作的監管也是國家層面對高校管理的重要職責。

再次，有關部門要叫停名校在招生錄取的特殊時段大規模跨地區招生活動。

所謂“特殊時段”，是指高考分數公布到高校錄取完成的時段，此時已經到了填報志愿的關鍵階段，考生對心儀學校和專業往往會有各種深入、細致的問題，對這些問題的解答，線上方式更加便捷、有效。

事實上，名校即便要搶高分人才，也要在平時多下功夫。單純沖著高考分數而“臨時抱佛腳”的方式，其功利目的太過明顯，也不可避免會導致“掐尖”的惡性競爭。對此，有關部門要加強監視，如發現有嚴重違規問題，要及時發出警告，對問題嚴重的高校可適當減少相關國家撥款。

另外，對于某些頂尖高校把吸納大量“高考狀元”、尖子生作為重點宣傳報道的行為不應鼓勵。從本質上說，國內頂尖名校對于“高考狀元”等的吸引力更多來自其頭銜光環以及國家長期重點投入所形成的優勢。這些高校的榮耀不應在于有多少“高考狀元”，而應在于培養出了多少國家急需的拔尖創新人才，這才是學校值得宣傳的辦學成就。

事實上，“高考狀元”等如果集中進入少數幾所頂尖高校，后續可能還要面臨各種競爭性的選拔和分層分類，這種模式是否適合于所有“高考狀元”，抑或是否會引發某些學生的心理健康問題等，還有待進一步考證。如果多一些“高考狀元”選擇到其他高校，不管對其自身還是其他同學，乃至學校也許更有價值。

最后，教育主管部門應著力推進高等教育充分、均衡的發展，早日實現普通教育、職業教育，以及綜合型、研究型、應用型、技能型等各類高校“縱向爭先”創一流的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