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科學報：如何破解學術生態污染怪圈

　　如果沒有學術啄木鳥機構依據法規介入學術生態治理，要恢復學術生態平衡，終究難以見到實效。結果可能是，一個造假者倒下，還可能有無數個造假者野蠻生長。

　　廈門大學教授傅瑾因偽造哥倫比亞大學博士文憑被辭退，北京化工大學教授陸駿履歷造假被開除……近年來，隨著新媒體（尤其是自媒體）的發展，網民通過網絡曝光學術造假事件呈上升趨勢，暴露出我國高校學術生態污染呈愈演愈烈之勢。

　　造假者之所以能持假學術身份在高校謀取職位和利益，高校往往給出的解釋是：引進人才的審批程序沒有嚴格執行，才讓造假者鉆了空子。表面上看，這確實存在審批程序執行不力的問題，但從本質上看，則是高校學術生態污染，且形成了越治理越惡化的怪圈。其結果導致每一次學術打假“成功”的背后，是高校的失職、教授的失信、學術的失范與公眾的失望。

　　其實，學術是一個生態，有學術蛀蟲必須要有學術啄木鳥，才可以保持生態平衡。學術弄虛作假、騙取榮譽古已有之，只不過現在伴隨著新媒體發展而多了起來。正如美國喬治亞州立大學教授奧費所說：“學術剽竊就像蟑螂一樣，廚房地板上每發現一個，意味著壁爐里還藏著一百個。”當傅瑾與陸駿等被揪出來的時候，不知道還有多少造假者在暗自慶幸。實際上，抄襲并非個別國家的問題。2012年《澳大利亞人報》曾發表約翰·羅斯（John Ross）的文章《別傻了，抄襲已蔓延全球》，揭示了抄襲現象普遍存在。2012年，《英國醫學雜志》發布的一項調查表明，有1/10以上的英國科學家和醫生曾目睹同事在研究中故意更改和偽造數據；有6%的科學家稱，本單位可能存在未被調查的學術造假行為。2012年8月30日，多家美國媒體報道哈佛大學本科生涉嫌抄襲的事件。2008年，中國科協開展的10城市科技工作者狀況調查顯示，對于“當前科技工作者中是否存在浮躁心態和行為”的問題，90%的被調查者認為“的確存在”，95.1%認為自己身上“不同程度地存在”。第二次全國科技工作者狀況調查也顯示，55.5%的被調查者表示，確切知道自己周圍的研究者有過學術不端行為。對于“如果同行發生論文抄襲、偽造實驗數據等學術不端行為，你會怎么看？”這一敏感話題的調查顯示，來自北京、上海、武漢、蘭州等城市的14所高校和研究所的1903名應屆博士畢業生，有39%的被調查者認為“值得同情”，23%的被調查者表示“可以原諒”。從以上數據可見，對學術生態污染，今日的學術界從思想到行為都已經見怪不怪了。

　　高校是引進高端人才的最大受益者，卻也是高端人才造假的重災區。“師者，人之模范也。”做出學術造假之事令人不齒。若對其造假行為處理不力，勢必會讓學術不正之風愈演愈烈。高校教師學術造假不僅敗壞了學術風氣，損害了學術創新能力，而且會產生極惡劣的“示范”效應，對學生造成很大的負面影響。可是在今天，學術品格的崇高被淡化為“教師職業道德”，且這一職業道德似乎在一些教師和高校那里有退守到底線的趨勢。如果說傅瑾與陸駿等造假是為獲取一己私欲，純屬個人行為的話，那么，高校疏于對引進人才的甄別，讓造假者有空可鉆，則是其職責的失守、道德的失陷。時下，有些高校一時找不到人才，就設法私下拉一些著名學者搞虛假兼職，借他們的名聲爭搶社會資源。若任這種人才泡沫繼續膨脹，只能毀了人才、搞亂學術、搞垮高校。早在2000年，美國蓋洛普咨詢公司就曾在一項調查中預言，教育道德下滑會成為比犯罪、貧窮、毒品、環境、種族問題更令人擔心的國家問題。

　　高校本是培育人才的凈土，為什么頻頻出現學術造假丑聞呢？這必然有造假者修養與道德方面的原因，但更深層的原因則在于特殊的利益驅動機制。高校引進高端人才一般是政府買單，學校零成本招人，還可以增加“院士”、“長江學者”或者“千人計劃”的人數，這些都是學校招生、談項目合作的資本。建設世界一流大學，高校領導都把引進多少海外名校的“洋人才”看做是十分重要的人才政績。于是，“千人計劃”、“長江學者”、“閩江學者”、“泰山學者”、“珠江學者”、特聘教授等各種各樣的人才計劃紛紛被制造出來。在這種人才政績觀的驅動下，高校人才泡沫持續膨脹，不時爆出“假引進”以及引進“假人才”的丑聞，甚至還存在高校主動與被引進人才一起演雙簧的現象。傅瑾與陸駿等看到國內高校唯外國博士、外文論文是從，就投其所好，編造學歷、論文以達到目的。學術造假固然可恨，但更可恨的是高校對造假行為的寬容和麻木，這種縱容的態度是形成“學術生態污染怪圈”的重要原因——學術界對造假者見怪不怪，高校遮遮掩掩容留造假者，學術啄木鳥的缺失助長了造假者。更有甚者，有些高校在造假者被揭露出來后，還打壓舉報者、袒護造假者。從此可以看出，高校的“學術生態污染怪圈”是學術造假的根本原因，造假者的道德問題與學風問題僅僅是表面原因而已。

　　僅僅靠網民與民間“打假斗士”的單打獨斗，是難以破解“學術生態污染怪圈”、進而維持學術生態平衡的。如果沒有學術啄木鳥機構依據法規介入學術生態治理，要恢復學術生態平衡，終究難以見到實效。結果可能是，一個造假者倒下，還可能有無數個造假者野蠻生長。因此，各級政府、各高校要成為學術啄木鳥，改變長期以來被動應對的態度，積極制定法規，主動防御學術造假與開展打假。國外對于學術造假的防范與處罰很嚴格。比如，根據美國法律，對于任何獲得美國聯邦政府資助的研究項目，高校收到剽竊舉報，負有法定義務予以調查處理。美國雅虎公司CEO湯普森就因為計算機文憑造假而辭職，匈牙利前總統施密特·帕爾也因博士論文抄襲而辭職，德國前國防部長古滕貝格因論文抄襲也被迫下臺……今年兩會期間，全國人大代表閆希軍建議，加強學術誠信的法制化管理，盡快把遏制學術不端行為納入立法體系。對學術不端實施法制，可以使部分造假者受到法規威懾而不敢造假。

　　“唯文憑是舉”思維在中國社會土壤中根深蒂固。有了文憑就有了相應的工作職位、職稱以及工資、福利等多方面待遇，也正是有了這些諸多利益，高校才頻頻出現文憑造假丑聞。近年來，高校在功利化與國際化的雙重沖擊之下，為贏得更多的社會資源和學術資源，常常會陷入“文憑崇拜”甚至“迷信洋文憑”的陷阱。高校需要什么樣的人才，衡量標準有很多，但一些高校希望盡可能多地吸納有海外學術背景的人才，片面地提高了“文憑”這一標準的權重，出現了“唯洋文憑是舉”的趨勢。以此看來，傅瑾與陸駿等人的“失敗”不是個案，改革“迷信洋文憑”的人才選拔機制是一條必經之路。當年，金克木身為“燕園四老”之一，卻只有小學文憑；陳寅恪被尊為“教授之教授”，畢生未獲任何文憑。沒有學校要文憑也沒有人造假文憑，沒有誰可以否認那是學術蓬勃發展的黃金時代。如今高校對“洋文憑”的熱衷與崇拜，恐怕不能僅僅寄望于“學術打假”，而必須建立一套科學的學術評價機制，從制度上鏟除滋生造假的土壤，方能還高校一方凈土，使造假者受到學規約束。

　　現代社會，誠信不但是一個人的立身之本，更是整個社會賴以存在的基石之一。從道德范疇來看，不管中西方社會，誠信都是重要的道德準則，而且是公認的美德。從法律角度來看，誠信已經成為交易行為的前置條件。一個人人講誠信的社會，可以極大降低交易成本；而一個爾虞我詐的社會，整個社會的交易成本將會相當高。因此，高校在對傅瑾與陸駿等學術造假行為進行處理的同時，也必須反思誠信缺失的原因，盡力關上學術造假之門，找到重建學術誠信之道。2011年7月，在印度數學科學研究院和全球知識共享論壇聯合召開的會議上，有學者建議在本科教學過程中，將學術道德納入必修課范疇，并在研究機構中設立“道德官”（ethics officers）。學校應建立良好的學術生態，向學生傳達“以學術誠信為驕傲”的學術理念，引導每個人積極堅守學術道德底線。我們不妨加強學術道德教育，使造假者道德覺醒、以道德自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