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大學：通識教育意味著更高標準

　　雖然通識教育的內涵在不斷變化，但千萬不要以為通識教育課就是各個學科的概論、導論，甚至看成提高文化修養的“風花雪月課”。本質上——

　　聽說過“通識教育”，但我們未必馬上能把它與思政課、導論課、概論課相區別；見識過經典閱讀課堂，但我們未必知其“對文理科學生要求一樣”。　

　　“接受通識教育的中國學生有一個天然的優勢，盡管受許多西方學術的影響，但他們從小生活在中國文化的氛圍中，天然地就是中西方文化融合的創造物。事實上，相比專業教育，通識教育對老師、學生有更高的要求。”中山大學主管本科教學的常務副書記、副校長陳春聲教授如是說。　

　　所謂“更高的要求”指什么？　

　　無關“風花雪月”

　　老師在臺上講中國史中的先秦，學生要同步閱讀《左傳》原文；講到古希臘和古羅馬文明，也要求學生閱讀柏拉圖的論著和荷馬史詩。　

　　曾有一名理科生因為無法通過文科通識課，寫了一封感人的信向老師求饒；也有修讀心理學的外專業學生啃不動厚厚的四冊英文專業教材，集體向教務部門要求降低難度。　　

　　這些都發生在中大的通識教育課堂上，如此之嚴格，在一些大學看來似乎有些不可思議。然而，在陳春聲和中山大學通識教育總監甘陽看來，“本質上，通識教育就意味著更高標準”。　　

　　2009年開始，中山大學推行了面向本科生的“通識教育共同核心課程”方案，共分為四大類：中國文明，全球視野，科技、經濟、社會，人類基礎與經典閱讀，迄今已經建設起近200門核心課程。本科生畢業必須修滿12~16個學分，每類要求2~4個學分。　

　　采用大班授課、小班討論的模式，努力使每名學生都有思考、發言的機會；強調通識教育是對非專業學生進行的專業教育，采用課程多重編碼的形式，讓一大批高質量的專業必修課向外專業學生開放，考查標準一視同仁；抓好經典閱讀，要求學生根據課程進度，閱讀平行文獻……中山大學進行了一系列改革。　　

　　為了保證討論課質量，每學期有數百名博士生以助教身份參與其中，該校還計劃動用碩士生的力量（通過每學期1200份問卷調查，發現在助教環節，最受本科生歡迎者依次是高年級本科生、碩士生、博士生）。　

　　雖然通識教育的內涵在不斷變化中，但陳春聲表示：“千萬不要以為通識教育課就是各個學科的概論、導論，甚至看成是提高文化修養的‘風花雪月課’。”　

　　開課有多難　

　　在開通識課的同時，中山大學的教務部門還使了一把“巧”勁。一方面，他們把原來公共選修課的16個學分用于開設通識教育核心課程，這樣不會因為推動通識教育而打亂原來的課程體系；另一方面，在前校長黃達人教授的親自參與和督促下，中山大學的新生一入校就進行英語、計算機考級，考得好的同學可以減免英語、計算機這類公共必修課的學分要求，這樣又“悄悄地”把一部分學分挪回到公共選修課上，供學有余力的學生選擇。

　　此外，他們還打造了一些“雙重編碼課程”，將各院系部分優質專業基礎課作為通識課向外專業學生開放，讓原本50人聽課的教室，接納200人。　

　　兩個舉動，不僅沒有增加學生的課業負擔，而且整個教學格局也沒被打亂。　

　　盡管前期設計比較完善，但困難仍然潛伏在路上。　

　　“最大的困難在于我們的大多數老師不是在通識教育的背景下成長起來的，他們自己的大學階段并沒有接受過嚴格系統的通識教育培養。”陳春聲說，一些老師不知道通識課該怎么教授，也不明白應該如何使用助教，“最擔心老師把通識課當成公選課或其他的公共必修課來教”；一些老師也沒有完全認同通識教育的重要性，也有出現寄希望在通識課上多拿一些課時，方便日后評審職稱的現象。　

　　若干年前中山大學籌劃通識教育的過程中，就已經派出多位老師到美國巴德學院（Bard College）任客座教授，在美國講授通識課程。但陳春聲坦言，目前通識教育課的老師只有一半左右達到理想的狀態，其中大多數是40歲以下博士畢業的年輕老師。他們都是經過專家組考查課程設計、培訓中交流教學心得，更重要的是專家組聽課觀察等多種途徑公認的合格人選。　

　　“我們發現通識教育最好的老師分布在各個學院。”為了爭取熟悉通識教育環境及操作方式的海歸教師投身通識教育，陳春聲、甘陽還留下了一個“鴻門宴”的故事。通識教育開辦到第二學年，陳春聲、甘陽發現理科老師所開通識課過少，便邀請有海歸背景的理科各大院長喝酒，趁著酒意正濃，向每個學院攤派了三四門通識課的任務。　　

　　“當年通識課就是這樣逼出來的。現在根本不用愁課源，下個學期的通識課程都已排好。”陳春聲笑道。

　　中山大學成功了嗎　

　　不久前，美國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高等教育論壇》）發表了一篇介紹亞洲通識教育的文章Bucking Cultural Norms, Asia Tries Liberal Arts，文章的配圖是多張中山大學博雅學院（不分專業的精英化教育模式）學生學習、生活的照片，文章以甘陽的出場為開頭，以中山大學校長許寧生“打造中國特色的通識教育”結尾。　　

　　而諸多國內媒體也對中山大學的通識教育和博雅教育有過諸多關注。　

　　那么，可不可以說目前中大的通識教育成功了？　

　　“沒有，絕對沒有。”陳春聲肯定地說。　

　　“目前能做到這樣，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有了甘陽，我們還沒有建設好通識教育的制度和文化環境。”解釋的理由出人意料，“一旦甘陽離開中大校園，我們的通識教育就難免會滑坡”。　

　　這位擎起中山大學通識教育大旗的甘陽教授，在兩岸四地的通識教育界首屈一指，他的人生有若干8年之說（8年在北京，8年在美國，8年在香港）。“我跟甘陽討論過，希望能用8年的時間，使中大的通識教育達到一個高水準的常態運作的境界。”陳春聲說。屈指算來，到甘陽入職中山大學8周年的時候，正好65周歲。　

　　在陳春聲勾勒的藍圖里，中山大學的通識教育不僅要與國際一流大學的通識教育平起平坐，還要有鮮明的中國特色和嶺南特色。“讓畢業二三十年后的學生，都還能記得當年在中山大學校園里聽到的通識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