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秀波：如何守住8億畝濕地“生態底線”

　　 2月2日將迎來第20個世界濕地日，其主題是“濕地關乎我們的未來：可持續的生計”，這不僅在強調濕地對人類未來的重要作用，更是強調濕地對實現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的重要意義。

　　濕地是生物多樣性保護的基因庫，同時發揮著調蓄洪水、保護海岸線和儲存碳等多種功能。濕地還是人類重要的生計來源，全球約有10億人享受著漁業、水稻種植、生態旅游等濕地功能。然而不幸的是，濕地功能和價值至今仍未得到廣泛認識，被當作“荒地”占用或開墾的案例屢見不鮮。據《濕地公約》統計數據，1900年以來，全球超過64%的濕地已經消失。2014年公布的全國第二次濕地資源調查數據顯示，我國濕地總面積為5360.26萬公頃，比第一次調查同口徑減少了339.63萬公頃（相當于兩個北京市的面積），減少了8.82%。

　　然而，“保護”與“開發”總像一對“冤家”，濕地保護與開發也是如此。我國濕地曾經歷了一系列“大開發”的過程，如20世紀五六十年代東北三江平原的“北大荒”開發、長江中下游的“蓄洪墾殖”和圍海造田，這些開發活動旨在生產更多糧食和棉花，解決溫飽問題。這些“大開發”具有特定的歷史經濟背景，其帶來的影響無可厚非。1998年，長江流域和松花江流域發生特大洪澇災害，使政府和學術界認識到湖泊濕地在洪水調蓄中的重要作用，于是在長江中下游地區實施“平垸行洪、退田還湖、移民建鎮”等湖泊濕地恢復工程，在東北松嫩平原和三江平原的沼澤濕地開墾也被列為“非法”。

　　與湖泊濕地與沼澤濕地形成鮮明對照的是，濱海濕地的圍墾和填海一直沒有停止，且規模巨大。目前我國濱海濕地面積為579.59萬公頃，占全國濕地總面積的10.85%。與第一次調查相比較，濱海濕地面積減少了136.12萬公頃，超過天津市的面積，減少了22.91%，明顯高于全國濕地減少的平均速度。

　　在過去半個世紀里，我國已損失了53%的溫帶濱海濕地、73%的紅樹林和80%的珊瑚礁。中科院地理科學與資源研究所與美國保爾森基金會等實施的“中國濱海濕地保護與管理戰略研究項目”發現，2000年之后的10年間，為滿足快速城市化和經濟建設對工業區、港口和其他基礎設施的需求，沿海地級市共圍墾濱海濕地32萬公頃。圍填海所導致的候鳥棲息地喪失，對勺嘴鷸、小青腳鷸、卷羽鵜鶘、中華鳳頭燕鷗、黑臉琵鷺等瀕危遷徙水鳥構成了直接威脅。

　　然而，濱海濕地持續減少的命運并未終結。根據沿海11省區市的海洋功能區劃，至2020年，已獲批的建設用圍填海指標合計達24.69萬公頃，我國8億畝濕地保護的紅線將于2018年前被突破，這也意味著作為我國生態底線的濕地已岌岌可危。守住“8億畝濕地保護紅線”難度之大，可想而知。

　　濕地被圍墾、占用具有深刻的體制與機制原因。我國缺少濕地保護的專門法規，林業、漁業、海洋等政府部門采用要素式的管理體制，不同部門之間存在著管理體制與機制沖突。例如，在國土資源部的土地利用分類體系中，濕地仍被列為“未利用地”，也就是“荒地”。因此，許多地方政府為實現“耕地占補平衡”，可以正大光明地占用濕地。濕地顯然成為“18億畝耕地保護紅線”的犧牲品！

　　值得欣慰的是，如今濕地“大保護”的序幕已經拉開。濕地保護已經成為我國生態文明建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去年4月發布的《關于加快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的意見》中明確提出：確保我國濕地面積不低于8億畝；擴大濕地等生態空間和濕地面積等。隨后9月發布的《生態文明體制改革總體方案》要求建立濕地保護制度，將所有濕地納入保護范圍，禁止擅自征用占用國際重要濕地、國家重要濕地和濕地自然保護區。

　　濕地“大保護”的核心目標是堅守“8億畝濕地保護紅線”，確保天然濕地“零損失”，對關鍵水鳥棲息地等實行搶救性保護措施，禁止非法圍墾和占用天然濕地，對國家和地方重大建設項目的濕地占用實行“占一還二還三”等濕地恢復措施，確保天然濕地面積不減少，濕地功能不退化。

　　濕地“大保護”需要充分發揮政府、企業和公眾的作用。濕地保護涉及林業、海洋、漁業、國土和環保等10多個部門，涉及到省、市、縣等各級行政區，單個部門和地區難以完成濕地“大保護”的重任。濕地保護也不能只由政府“買單”，占用濕地的企事業單位也應為濕地恢復買單，依托濕地發展生態旅游等企業應“保護優先”，避免“大開發”對濕地造成新的破壞。濕地周邊社區群眾利用濕地資源發展生計，應真正踐行“可持續”的原則，避免酷漁濫捕和竭澤而漁，各類環保組織（包括草根組織）也應該在濕地宣傳和環境教育、提高公眾保護和參與意識方面發揮更積極的作用。總之，濕地“大保護”需要社會各界的廣泛參與，經濟增長和自然環境的保護必須攜手共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