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舟子：科學討論中的假設與求證

　　近年來胡適在國內很時髦，雖然那些捧他的人有的并沒有讀過幾篇他的文章。不過，“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這句名言，一般人都知道。胡適本來是用它來歸納清儒的考據方法，在1928年發表的《治學的方法與材料》一文中，他進一步把它當成科學方法：“科學的方法，說來其實很簡單，只不過‘尊重事實，尊重證據’。在應用上，科學的方法只不過‘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

　　但是科學界跟著這么說的人不多，倒是一些搞偽科學的人，喜歡把這作為口號為自己壯膽。比如，大膽地假設特異功能的存在，然后小心地求證。有人曾經說過，即使有99項特異功能被證明是假的，也無法證明第100項就不是真的。求證失敗了99次，還要再做第100次，不可謂不小心。如果“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真的是科學方法，這些搞偽科學的人豈不成了最有科學精神的人？

　　在各種各樣的社會爭論中，也經常見到有人喊這句口號。最近有關轉基因作物的爭論中，有一個法學院教授在報紙上發文《不能將反對轉基因的觀點視為偽科學》，教育大家“在科學面前應保持謙卑的姿態”，“在涉及公眾食品安全的問題上，農業部應當‘大膽假設，小心求證’。大膽假設轉基因食品的生產和消費存在著一定的安全隱患，通過小規模的實驗，小心求證轉基因食品生產和消費中存在的問題。”

　　科學研究當然會用到假設，但是胡適這個命題之所以成問題，不在“假設”，而在“大膽”。難道“小心的假設”就不科學嗎？果真如此的話，絕大部分的科學研究就都沒有使用科學方法，因為它們都屬于所謂“常態科學”，所提出的假設只是對已有科學理論的修修補補，毫無驚人之處。有些引發科學革命的驚人假設看上去很大膽，但是那在科學史上極為罕見，不能說只有這些科學天才才使用科學方法。搞偽科學的人之所以欣賞“大膽的假設”，正是因為他們往往以懷才不遇的科學天才自居。

　　科學史上那些貌似“大膽”的假設，一旦仔細考察，就會發現其實并不那么大膽。例如，2005年獲得諾貝爾醫學獎的成果——幽門螺桿菌及其在胃炎和胃潰瘍中的作用——被很多人視為“大膽假設、小心求證”的范例，獲獎者之一馬歇爾2008年到中國大學演講時，國內媒體報道說他“寄言希望中國的年輕人要敢于去嘗試，大膽假設、小心求證”。好像胡適的名言已走向世界、為諾貝爾獎獲得者所熟知似的。

　　胃潰瘍歷來被視為是因為心理壓力和生活方式等原因導致胃酸過多引起的慢性病，沃倫和馬歇爾卻認為其主要病因是感染了一種細菌（幽門螺桿菌），這個假設看上去很大膽。其實，早在1875年就有人提出胃潰瘍是細菌引起的。此后不斷地有人提出這一假設，并在人、狗、貓、鼠等動物的胃中發現螺旋菌。反倒是“胃酸過多”的假設較晚出（1905年）。這兩種假設各有支持者，多年來一直相持不下。直到1954年，美國研究人員發布一項研究結果，解剖了一千多個人胃標本都未能發現細菌（現在我們知道是因為其方法有問題），把以前在胃中發現的細菌都視為樣本污染所致，“胃酸過多”的假說才占了上風。

　　沃倫和馬歇爾其實是把一個被認為過時的假說重新提出來。這并不是一時心血來潮的“大膽假設”，而是因為沃倫自己注意到胃黏膜組織切片中存在細菌，才開始懷疑胃病與此有關。他們的主要貢獻在于用一系列實驗證明了這個假設的正確性，并發現、分離、培養出了幽門螺桿菌。求證的過程有時還頗為大膽：馬歇爾甚至用吞服幽門螺桿菌讓自己患上胃炎的極端方式來證明幽門螺桿菌和胃炎之間的因果關系。

　　假設和求證是科學方法的一部分，卻不是科學方法的全部。胡適漏掉了假設的前提，也忽略了求證的關鍵。科學的假設是在已有的證據的基礎上，合乎邏輯地提出來的，然后尋找新的證據證明。科學的假設不是憑空捏造、異想天開的“大膽的假設”，而是合乎證據和邏輯的“合理的假設”。同樣，科學的求證和“小心”也沒有必然關系，它只看證據是否確鑿，而不管求證的態度是“大膽”還是“小心”。所以，如果說“合理的假設，確鑿的求證”，那才有點科學方法的樣子。

　　我們再來看轉基因食品的問題。“轉基因食品的生產和消費存在著一定的安全隱患”，這個假設一點也不大膽，而是普通得近乎廢話，因為所有的食品的生產和消費都存在著一定的安全隱患，轉基因食品也不會例外。只不過人們對轉基因食品的安全性要比對傳統食品更關注，所以在轉基因食品上市之前都要進行風險評估。這種評估方法被世界衛生組織、聯合國糧農組織等國際權威機構所認可，認為非常透徹，已經足夠小心。在這種條件下，仍然毫無依據地要求“假設轉基因食品的生產和消費存在著一定的安全隱患”，固然很大膽，卻也很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