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一公：做祖國發展的參與者

　　 全職歸國6年，施一公仍然對成為祖國發展的參與者而興奮。無論是癡迷科研的“本性難移”，還是堅守講臺的為師之道，或是大膽改革的理想主義，都擦亮了他“美國夢”是過去、“中國夢”是未來的事實：“大我與小我從來無法割裂，踏實做好自己的事情，就是最好的報國。”

　　6月，蘇州，冷泉港結構生物學研討會上，施一公邀請了來自世界各地的40多位頂尖結構生物學家，暢談當今結構生物學領域的前沿問題。美國生命科學領域歷史悠久、名氣響亮的冷泉港會議，因為預見到生命科學將在東方進入一個新紀元而在中國蘇州設立亞洲會議系列，并在5年間發展為吸引全世界優秀科學家的重要國際會議品牌，這讓施一公頗感興奮。

　　這并非冷泉港會議第一次讓施一公收獲難忘片段。2009年10月，施一公飛至位于美國紐約長島的冷泉港開會，會前順訪普林斯頓大學，住進小鎮納索旅店的“343”房間。他驚詫地看著這個房間號，歷史竟如此巧合，1997年2月，他摩拳擦掌地準備到普林斯頓大學面試，就是住在這個房間。12年后，他已然放棄了讓人艷羨的普林斯頓大學終身講席教授身份，回到祖國追尋理想。原因很簡單：他想做祖國發展的參與者。

　　每當這個情景閃現，一個事實格外清晰：“美國夢”已成為過去，“中國夢”是他的未來。

　　歸來，趁年富力強時

　　“有一種蛋白復合物，如果發生突變，就可能會導致老年癡呆癥。這項研究上的突破將在未來老年癡呆癥的治療上，有很好的應用前景。”施一公談起科研時的興奮勁兒，被他的一些科學家朋友戲稱“本性難移”。

　　“做了幾十年學術，不做研究就難受，就像不吃飯會餓，不睡覺會困。”施一公說。正是從學生時代便癡迷學術的這種“本性”，讓他曾在普林斯頓登上巔峰：身為普林斯頓大學終身講席教授，又獲得了美國霍華德休斯研究員殊榮，并被哈佛、麻省理工學院、杜克、密歇根等10多所美國頂尖大學爭搶。

　　不過，“每次回國探親或開會，我總會被國內日新月異的發展所打動，也常常會聯想到自己的將來”。每次乘飛機離開祖國的時候，他也總有種說不出的惆悵，內心深處有一種萌動。

　　因為這份萌動，2008年，施一公全職回歸母校清華大學，出任生命科學學院院長。“中國在全速發展，國內的同齡人腳踏實地推動著她的前進，我不想只做一個大洋彼岸的旁觀者。”施一公說。

　　《紐約時報》這樣報道他的回歸：“施一公和其他頂尖科學家的回歸是一種信號，中國在拉近和發達國家科技鴻溝的時間上，比許多專家預期得要快。”

　　“其實，我的動機再簡單不過：報效生我養我的祖國，這是每個中國人深入骨髓里的使命感與歸屬感。”施一公說，“我希望能在自己年富力強的時候回來，為祖國健康工作至少30年。中國面臨百年難遇的發展機遇，參與并加速這一進程，難道你不會因此而興奮嗎？”

　　不做科研就心慌

　　在科研的貢獻上，他同樣想做一個參與者。“比我在普林斯頓時玩命多了。”施一公說。

　　剛回國時，他辦公室的燈光常常亮到夜里兩三點，大年初一也會出現在辦公室。他將自己的睡眠時間縮短到平均每天不到6小時，雖然清華附近有很多他喜歡的餐廳，讓他胃口極好，但睡眠的減少還是使他看上去很消瘦。

　　對科研環境的不適應，因敢言、直言而遭受的一些質疑，也讓他遭受到了意料之外的挫折。

　　回國的最初兩年，每天半夜一個人騎車回家，偶爾，他會情不自禁地唱起《少年壯志不言愁》：“崢嶸歲月，何懼風流？”

　　不過，辛苦與挫折不能妨礙他生龍活虎。“在清華的每一天都很激動。”施一公說。

　　他的同事們戲稱：“一公最大的本事，就是給自己和團隊‘打雞血’。”

　　學生的眼中有這樣一個施一公：一大早走進實驗室，他已經在那里等待，興致勃勃地準備開始與學生討論課題。一個看起來簡單的生化結果，會突然激發他的靈感，面對新的科學發現，他就像看到糖果的孩子。只要有他在的地方，再艱深的科研都不會讓人感到沉悶。

　　清華大學醫學院李海濤曾在美國與施一公見面，幾年后，他歸國加入清華。在施一公倡導建立的結構生物學中心定期交流的教授會上，他感嘆于“一公總是不斷有新鮮的想法與大家分享”，那種投入與激情不減當年。

　　“不做科研就心慌。”施一公這樣解釋自己的科研情結。“若離開實驗室幾天，不與博士生、博士后討論課題，我就心虛，覺得自己不務正業。”

　　施一公坦言，這種狀態背后是一種學術上強烈的不安全感。“當你讀到一些經典文獻，了解到同行取得的重大突破，甚至在學術會議上聽到精彩的報告，深受鼓舞的同時，一種不安全感與壓力也會油然而生。科學發展這么快，你的貢獻在哪里？”

　　事實上，歸國6年，施一公在科研上的貢獻顯而易見：清華大學的生命科學學科從只有40多個獨立實驗室增加到了120多個。他自己也在《自然》、《科學》、《細胞》三大國際頂級的期刊上發表了14篇學術論文。在施一公看來，現在實驗室的總體水平，做科研的深度、系統性等，已經全面超過他在普林斯頓2006年鼎盛時期的水平。

　　就在今年3月，施一公又從瑞典國王手中接過了晶體學領域的國際最高獎項——愛明諾夫獎，成為首位獲得該獎的中國科學家，在全球生命科學領域引起轟動。而就在此前不久，他當選美國人文與科學院外籍院士、美國科學院外籍院士、中國科學院院士的消息，同樣令人振奮。

　　學生也是“一流成果”

　　用一流成果來愛國——這是一些媒體對施一公報國方式的解讀。而在施一公看來，學生也是他的重要成果。

　　“在清華，我的第一身份就是老師。”施一公說，“教師身份是我的忠誠所在。”

　　“如果教授不講課，只能被稱為研究員。高校里有一種怪現象，一些教授不上講臺，有人稱自己不擅長講課，有人稱自己太忙。”對此，施一公看不慣。

　　“講課是育人最重要的環節，精彩的課堂會讓學生受益終身。”施一公至今難忘他大學時代講授生化課程的教授鄭昌學。“冬天，他穿著羽絨服走進教室，越講越興奮，大汗淋漓地一件件脫衣服，最后只剩下一件襯衫，還擼起袖子，學生聽得如癡如醉。我沒他講得好，但希望向他學習。”

　　施一公對教學的投入，甚至讓一些人不那么理解。

　　“清華生命科學學院年輕教授每學年的最低課時數是48節，醫學院是64節。而施一公一學年的課有90多節。”李海濤說。

　　在清華大學生命科學學院的最新課程評估中，“生命科學的邏輯與思維”排名第一，這便是施一公“掌門”的課程之一。

　　“大學里傳授知識的課程太多，鍛煉思維的課程太少。”施一公說。在這門課上，學生跟隨他領略生命科學史上的重大發現、經典人物，以及重大科學發現的關鍵實驗、重要文獻。他在課堂上盡情傾授多年的科學積累，訓練學生批判性思維。剛開設這門課時，這位世界知名的結構生物學家每準備一大節課，就要花上四五天時間。

　　在清華大學生命科學學院，不僅施一公要站上講臺，他還在學院里規定，引進的年輕人才申請終身教授職位，有一個必備條件：在3年科研起步期之后，每一個學年要達到48學時的授課要求。

　　“你的科研再忙，有施一公忙？”清華大學生命科學學院教授俞立說。

　　不僅如此，在生命科學學院，你還經常可以看到施一公在電腦前幫助學生改論文，在實驗室手把手教學生做實驗。他在清華大學實驗室的重要科研論文的第一作者基本是年輕的博士生，他帶的多位研究生獲得了教育部博士生學術新人獎、清華大學特等獎學金等榮譽。

　　至今，施一公的實驗室已經培養出16名博士，被美國知名科學家的實驗室爭搶。“我毫不懷疑他們大多數會脫穎而出成為優秀的青年科學家。”

　　共筑科研“理想國”

　　歸國之初，海外媒體驚呼，施一公將引發吸引更多海外華人科學家回中國效力的“施一公效應”。

　　施一公全職回國6年，海外媒體的預言成為現實。至今，僅被他引進到清華大學全職工作的世界范圍的優秀人才便有70余名。

　　對于“施一公效應”，因“最樸素感情”而歸國的他并沒有預想到，且自認其背后更深刻的原因是中國經濟的發展和科研環境的改善，但是，推動更多海外華人科學家回國效力，確是他的心愿。

　　2009年歲末，擬作為特邀報告人赴美國圣地亞哥出席華人生物學家大會的施一公，因故無法出席。他將一封《致華人生物學家協會》的長信發給了協會成員王小凡和利民，信末寫道：“最好的支持是以你們在美國堅守的職業道德標準為中國服務。”

　　為了推動清華生命科學學院的改革，并為歸國人才創造國際化平臺，作為院長，施一公在學院探索建立新的人才引進及評估體制，同時在學校支持下推進人事制度改革，建立準聘長聘制度，嚴格學術標準，激發人才活力，共筑科研“理想國”。

　　改革的核心是在生命科學院和醫學院打破鐵飯碗，實行“非升即走”的用人機制——如果在6年之內達不到世界一流大學的終身教授水平，就必須離開。

　　人才引進面向國內外開放，全部實行海外評審專家組評議；薪酬體系采取國際通行的年薪制；每個實驗室配備啟動基金，免去了青年科研者項目、經費申請之苦……

　　俞立難忘施一公對年輕學者不遺余力地支持：“我2008年剛回國時，經費還沒到位，他迅速從自己的經費中為我提供了啟動資金的支持，并幫助修改了我的第一篇重要論文，使文章的邏輯變得更清晰。這是對我至關重要的幫助。”

　　“一公深知青年科研者從海外歸國，最需要的是實現價值的平臺，他為此做出的奔走與努力，是對我們最大的支持。”清華大學醫學院教授祁海說。

　　這些舉措從根本上改變了清華生命科學人才的布局和質量，一批優秀青年教師迅速成長起來。在2010年舉行的國際評估中，由世界一流學者組成的專家組一致認為，清華大學生命學科總體發展態勢很好，其中結構生物學學科已達到世界一流水平。在2012年教育部一級學科評估中，清華生命學科實現歷史性突破，名列全國第一。

　　回望歸國6年，施一公仍然對于成為一名“參與者”而興奮。關于未來，他也更加明晰：“大我與小我從來無法割裂。希望中國成為科技強國的夢想從未改變，踏實做好自己的事情，就是最好的報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