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品先：科學需要影響力，科普帶來人氣和關注

編者按

《上海市科學技術普及條例》本月起施行。《條例》明確全社會參與科普的工作職責，提出優化科普人才培養機制，加強科普隊伍建設。這將進一步提升公眾科學素養，營造科學文化氛圍，為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科技創新中心建設厚植土壤。

科技創新、科學普及是實現創新發展的兩翼。面對互聯網時代成長起來的新一代，如何鼓勵更多人參與科普？如何順應傳播方式變革，讓科學的聲音抵達更多人群？本報采訪了幾位在B站上“玩轉科普的UP主”，希望他們的創新與探索給更多人以啟發。

科學家應不應該當“網紅”？一種聲音是，科學家的主業是科研，就應該潛心鉆研，頻頻曝光“賺流量”是一種不務正業的行為；另一種聲音是，科學家是最了解科學前沿的人，他們不“發球”，科學傳播就失去了源頭活水。

談及“網紅”科學家，新晉B站年度“百大UP主”、中國科學院院士、同濟大學海洋與地球科學學院教授汪品先毫不諱言：“‘紅’代表著一種影響力，科學需要這種影響力，社會也希望有更多科學家擁有這種影響力。”

正因如此，為科學“代言”，汪品先很拼：63歲主持南海首次大洋鉆探；75歲擔任國家“南海深部計劃”指導專家組組長；82歲乘坐“深海勇士”號下潛南海；86歲入駐B站“吸粉”百萬——無論科研還是科普，他都做得風生水起。

在汪品先看來，“科普在中國的意義不僅僅是科學傳播，更具有改變社會的價值。”這將有可能解決科學與文化的脫節，“兩者脫節，犧牲的是創新；兩者交匯，創新之花才會綻放”。

誰越會做科普，誰就能得到更多的理解、支持與機會

“回溯歷史，我們會發現，科學普及其實是一個新事物。”汪品先說，現代科學的產生至今僅有幾百年，而科學成為一種職業，更是只有百來年。

只有當科學技術推動社會高速發展，引發人們終身學習的需求，普通人也需要關心科學的時候，科普才會形成一股明顯的潮流。“現代社會，新東西層出不窮，如果沒有科普這種渠道，光靠當年學校里的知識，人們很難維持在社會上的持續發展。”

科學家的影響力體現在什么地方？“當然，學術成就是最根本、最重要的，尤其是有重大經濟社會效益的科研貢獻。其次是領導學術界、培養人才所帶來的影響力。”汪品先說，在我國，科普給科學家帶來的影響力往往被忽視。

“當學科不斷細分之后，交叉與融合正成為科學發展不可阻擋的趨勢。”在他看來，每個人都需要跨領域學習，“與外行溝通”成為了一種“剛需”——誰越會做科普，誰就能得到更多的理解、支持與機會。

汪品先以自己舉例，“關注我的人多了，我的影響力變大了，我說話才會被人聽到，才能做成想做的事。”他認為，科學家應該善用“網紅”帶來的人氣和關注，而不是一味拒絕與躲避。同時，他也提出，媒體不能向對待娛樂明星那樣“捧”科學家。比如，“科學家肯定不是靠形象吃飯的，我就很不喜歡拗造型。”

最近，汪品先又錄制了幾段視頻，即將在B站上推出。“我跟策劃團隊提議，不要老是我一個人在那里說，好像說書先生那樣。為什么不能把我做報告用的插圖用進去？一圖勝千言，傳遞的信息量更大。”他希望，科學家可以和媒體一起探索更適合科學的傳播方式，通過科普，把科學家對社會的影響力，真正地、更充分地發揮出來。

在學術高處，科研與科普恰如“一枚硬幣的兩面”

“用科普形式表達科學成果，不是降低、而是在提高科學水平。”在汪品先看來，過去有一種誤會，以為講得越深水平越高，而“深”的標準就是不容易懂。事實正好相反，科學家只有理解透徹，才能夠用簡單的語言表達。

真理是簡單的，只能一字不漏念稿子的科學觀點，往往不見得是真理。“在學術的高處，科學的研究和普及是同一事物的兩個方面，應當無縫銜接。”

對于國家“南海深部計劃”的創意解讀，是汪品先的得意之作。他以章回小說的形式、說書人的風格，把整整八年的科考研究濃縮成約一小時的《南海演義》。

高質量科普需要科學家的參與，做科研的專業人員有著做高質量科普的天然優勢。但令汪品先痛心的是，很多科普讀物往往大同小異，很多都是“二手貨”。

汪品先認為，中文科普質量不夠高的原因之一，就是缺乏“一手貨”。“源頭幾乎都來自外文，第一個人翻錯了，大家就都跟著錯。”因此，科學家參與科普，可以起到正本清源的作用。

前兩年，汪品先在整理“阿爾文號”深潛發現深海熱液的過程時，發現國內幾乎所有的文獻都說錯了。“也許你會說，差這點細節并不重要，殊不知，正是過程里的細節，可以給后人如何做研究的啟發。”

汪品先認為，科學家自己動手做科普，不僅有優越性，而且有必要性。從這個意義來說，由他撰寫的《深海淺說》獲評“2020中國好書”，可以說是在意料之中。

科普的意義不僅在于科學傳播，更能孕育創新改變社會

“科普對于中國的意義，還不僅僅在于科學傳播，更在于科學與文化的融合。”汪品先認為，科學的源頭創新，需要有文化土壤。源頭創新和一般的科學進步不同，往往要從科學之外得到啟發，這就是文化。

“牛頓的蘋果，阿基米德的澡盆，都不屬于科學范疇，而創新思維就從那里萌芽。”他說，反過來，科學創新一旦實現，又會對文化進行反哺，成為社會文化進步的推動力量。

其實，中國科學界向來就有文理兼修的優良傳統。汪品先舉例，中國科學社創始人之一的趙元任，不僅是物理學家，還是語言學家；我國地質學泰斗尹贊勛，1940年親自編寫過中國地質學會會歌《大哉我中華》。

“大學文理分隔的局面，是培養創新人才的一大障礙。”為此，汪品先兩度在同濟大學開設了“科學與文化”的通識大課，課程本身就是集教育與科普于一身。隨后，這門課通過網絡，直接進入了社會科普的領域，產生了更為巨大的社會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