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境健康研究：有多少欠賬待補

　　大氣污染致病并引發死亡已成為公共衛生領域的突出問題。然而，對于污染觸發健康風險的機制及其對社會的影響程度，目前仍缺乏深入系統的研究。

　　6月30日，北京出現嚴重污染天氣。監測數據顯示，當天北京市區細顆粒物PM2.5濃度持續升高，大部分地區空氣質量處于六級嚴重污染級別。

　　“中國將在它的成功中‘窒息而亡’。”此前，曾有國外媒體如此描述中國的大氣污染問題。大氣污染致病并引發死亡已成為我國公共衛生領域的突出問題。然而，對于污染觸發健康風險的機制及其對社會的影響程度，目前仍缺乏深入系統的科學研究。

　　近日，在由中國科協主辦、中國環境科學學會承辦的“城市大氣環境與健康”學術沙龍上，中國工程院院士唐孝炎表示，我國在環境健康問題上的科學研究欠賬太多，造成現在解決起來困難很大。

　　健康經濟損失不斷上升

　　在PM2.5濃度為670微克/立方米的空氣中呼吸一天，相當于主動吸一支煙。你可以選擇不吸煙，卻很難選擇所呼吸的空氣。

　　今年3月31日，美國健康效應研究所發布的《2010年全球疾病負擔評估》顯示，2010年中國因PM2.5導致123.4萬人早死。其中，20%左右的肺癌死亡和40%左右的心血管疾病死亡與PM2.5污染有關。

　　大氣污染究竟造成多少人死亡，類似的研究數據在科學界一直存在較大爭議。在我國，這種爭議不僅表現為對該領域宏觀性、戰略性研究的缺乏，還在于既有的研究結果往往限于學術范疇，不對公眾公布。

　　科技部下屬某科研機構一份未曾發表的研究報告顯示，2004～2010年，我國因PM10共導致35.7萬～50萬人早死，健康經濟損失占GDP比重達0.8%～1%。也就是說，空氣污染已成為影響我國國民健康的一個主要風險因子，并且這種風險在逐年增長。

　　據中國工程院院士魏復盛介紹，在我國，北京、上海、天津等大城市的肺癌發病率與空氣污染程度有明顯的關系，并且呈現快速上升趨勢。“只要空氣質量差的那個禮拜，醫院門診的呼吸道系統疾病都是明顯高發的。這迫切需要不同學科緊密合作，以闡明這些污染物的危害。”

　　環境健康研究不成體系

　　北京大學環境科學與工程學院教授邱興華在山西研究發現，胎兒宮內暴露于高濃度PAHs(多環芳烴，主要來源于煤、石油、天然氣等礦物燃料)時，其神經管畸形風險顯著增加。而山西省是我國PAHs污染極其嚴重的地區之一。

　　“如果從健康效應來追溯可能的環境污染因素，多環芳烴是需要重點關注的物質之一。”邱興華告訴記者，現有的有機污染物暴露與健康效應之間關系的研究，側重于從暴露向效應推導，但這種研究方法在面對我國上百萬高危人群時，顯得過于單一。

　　目前，已有國內學者意識到換一個方向進行研究的必要性，即從效應向暴露進行推導，并嘗試在環境流行病學和毒理學方面開展交叉學科研究。

　　在環保部科技標準司副調研員宛悅看來，目前我國環境健康領域的科研狀況，至少在一點上和10年前沒有太大差別，即大家都在談問題，但又都拿不出數據。

　　“不同的部門拿幾百萬到上千萬元的項目，但這些研究都不成體系，是零碎的東西。最終到了環境質量標準制定的時候，才發現很多數據是沒有的。拿不出自己的數據，就只能用別人的數據。”宛悅說。

　　在一些學者看來，基礎數據缺失的背后，是我國在研究觀點的創新及前瞻性上還存在短板。同時，環保、衛生等部門需要發出自己的聲音，用自己的數據說話，而不是被國外研究成果牽著鼻子走。

　　國家層面布局亟待加強

　　環境學者們一直希望國內能有一個10年期以上的前瞻性隊列研究，但他們同時認為，在現有科技政策導向下，這種無法在短期內產出成果的研究“很難獲得立項”。

　　國家層面至今沒有設立環境健康方面的科技專項，被不少人認為是我國在該領域研究滯后、科技支撐乏力的表現。

　　同樣令人遺憾的是，在多次污染事件中，公眾健康損失等環境影響的評估數據多來自國外機構，國內科研機構或缺乏研究，或沒有及時發出聲音。由此，加強環境健康損失評估的國際合作與接軌，被寄予更多期待。

　　清華大學環境學院教授賀克斌認為，目前所做的工作主要圍繞降低大氣污染物的強度展開，但對于絕對值的下降缺乏有效措施，有關部門畏難情緒明顯，“關鍵還在于科技支撐不足”。

　　中國工程院院士郝吉明則希望，在研究大氣污染與人體健康的關系方面，各種渠道、基金應給予更多支持。同時，改善空氣質量要抓難點和要點，科學研究要更有針對性。

　　“科研要始終走在行動的前面，反映真實情況，為科學決策提供支撐。”郝吉明認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