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家呼吁勿把代際遺傳風險矛頭單指向女性

　　當前，從民間醫藥到流行文化，人們似乎對孕期母親的經歷與對其后代的影響之間的關聯，有一種特殊的迷戀。

　　對生命早期的代際遺傳風險的研究與看似無心的討論同樣會給女性帶來傷害，美國哈佛大學科學史與女性、性別、性問題研究領域副教授Sarah S. Richardson及其同事在《自然》雜志撰文指出，當前，從民間醫藥到流行文化，人們似乎對孕期母親的經歷與對其后代的影響之間的關聯，有一種特殊的迷戀。相關討論的最新一波浪潮就來自表觀遺傳學研究領域，該學科主要分析母親行為對影響基因活動而非基因核酸序列的基因遺傳性改變。這些基因改變或修飾作用已被認為是胎兒未來可能承擔的風險，如肥胖、糖尿病以及對壓力的不良反應等。

　　關于子宮環境對后代的長期影響也是一個正在興起的研究領域——即健康與疾病的發育起源（DOHaD）的主要研究問題。DOHaD或許可以給涉及父母和兒童的政策提供理想化的指導，但是它過度夸大和過于簡化研究結果，并把女性推向一個“替罪羊”的角色，從而導致對孕期女性的過度監控與管制。專家呼吁研究人員、媒體官員以及新聞記者想一想，這些不負責任的討論可能給女性造成的傷害。

　　前車可鑒

　　以孩子的健康問題來指責母親有很長的歷史沿革，一旦有孕期母親行為可能對胎兒造成傷害的證據苗頭，就會導致對母親的過度監管。胎兒酒精綜合征（FAS）在上世紀70年代首次被發現時，被認為是一種由于孕期酗酒而引發的嬰兒身體和精神障礙性疾病。1981年，美國衛生部長倡議把孕期婦女飲酒視作不安全的行為，結果孕期飲酒不僅會受到社會非議，還被認為是犯罪。酒館和飯店被要求張貼“飲酒導致出生缺陷”的警告，很多飲酒非常節制的女性在懷孕期間也停止了飲酒，但FAS的發病率卻并未降低。

　　盡管孕期飲酒過量的確會危及嬰兒健康，但適量飲酒的風險卻被政策制定者過分夸大，近期丹麥國家生育團體的相關研究已經重申，該研究并未找到母親孕期適量飲酒會對孩子造成不良反應的證據。然而，在很多情境中，孕期飲酒的婦女都遭到社會的強烈譴責，只要呷上一小口，她們也會因此極度內疚和自責。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美國掀起一陣快克可卡因的浪潮，導致媒體瘋狂地圍繞“可卡因成癮嬰孩”大做文章。吸毒的孕期女性不僅喪失了社會福利，還被投入監獄，孩子也被強行從身邊抱走。超過400名懷孕女性（多數是非洲裔美國人）以危及嬰兒健康的罪名被起訴，而那些曾在母體中暴露在可卡因下的嬰兒也在生物學上被認為是下等人。如今，研究已經證明暴露在快克可卡因環境下對嬰兒健康造成的影響并不會超過煙草或酒精的影響，但對吸食以上兩種毒品的孕期婦女進行犯罪指控的做法仍在繼續。

　　祖輩們也會找一些責難婦女的借口。上世紀70年代的“冰箱母親”就是對那些情感上缺乏溫暖導致孩子產生孤獨癥的女性的一種輕蔑稱呼。直到19世紀，醫學領域的文本還把出生畸形、精神缺陷及子女犯罪傾向與母親的飲食、神經系統及懷孕期間的交友情況相關聯。

　　今天公眾對DOHaD研究的反應與過去那些令人困擾的日子極為相像。當前非常強調母親個人對胎兒健康的影響，而社會因素的影響卻幾乎未被注意到。當前關于母親對嬰兒影響的研究已經超出實用程度，幾乎滲透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背景信息很關鍵

　　健康信息網站WebMD上2013年的一個故事讓人們看到了一種更負責任的報道。該報道闡述了如果母親在孕期感染流感，其后代罹患躁郁癥的風險會是往常的4倍，但文章同時強調總體觀察到的風險較小，且躁郁癥具有可治愈性。文章還表示，相關研究只考慮到其中一種潛在風險因素，且沒有建立因果關系。該文章標題也沒有用唬人的數字作為噱頭。

　　而2012年的某封面報道就沒有給出足夠的背景信息。該報道稱，大鼠在孕期保持高脂肪飲食會導致第二代后代的癌癥發病率達到80%，而那些飲食受控制的大鼠后代的癌癥發病率則為50%。其中一篇文章的題目則是“為何要擔心祖母的飲食習慣”，而另一篇文章也用了同樣具有警示性的標題“吃薯條前想一想你影響的不只是兩個人”。

　　而這些文章并未指出，那些大鼠是用來研究癌癥風險而喂養的，也沒有指明其前后矛盾的結果：雌性大鼠的第三代后代實際上比那些飲食受到控制的同代大鼠產生腫瘤的風險低。

　　論據不充分、前后不搭調的問題在一些本意良好的教育資料中也會出現。如由倫敦帝國理工學院研究人員合辦的網站beginbeforebirth.org贊成“支持和照料懷孕婦女”。但該網站的一段視頻卻描繪了一個19歲男孩搶劫入獄后被釋放的故事。“或許這個故事再次把我們帶到了母體對嬰兒的影響方面。”視頻中的旁白說，“照料好孕期女性是否可以成為一種防止犯罪的有效途徑？”從好的方面來想，這些暗示均是對現有研究結果的夸大。

　　指責女性的背后

　　現在，越來越多的DOHaD研究也認識到父親與祖父母輩對后代健康的影響。研究表明，飲食和壓力會改變精子的表觀遺傳性，從而增加后代罹患心臟病、孤獨癥和精神分裂癥的風險，人們已經越來越意識到父親的行為對母親的身心狀況產生的影響。同時，種族歧視、營養缺乏及過度暴露在有毒有害化學環境中等社會因素也會對后代健康產生影響。

　　從大的視角來看，DOHaD給提高女性與男性生活質量方面的政策提供了基本原理。它的研究結果不應總是被用來訓誡女性，就像2014年美國國家公共廣播電臺一則對小鼠表觀遺傳學研究的報道一樣：“如果你不想孩子出生后，一生都受到肥胖的困擾，孕期保持健康的飲食非常重要。”但是對于那些沒有時間或沒有能力購買健康食品的女性來說，這些建議又有什么用呢？

　　在指責女性的背后，有4個方面需要引起注意。首先，避免沒有證據地把動物研究結果推及到人類身上，因為實驗室的動物往往壽命更短，體形更小，動物模擬結果并非是人類生育方面的理想代言者。其次，應該同時強調父親和母親兩個角色對后代的影響，以平衡過于強調母親行為影響的失衡現象。再次，應該考慮到遺傳的復雜性。母體的一些行為可能會增加或降低風險，但其他如基因、生活方式、社會收入、環境等錯綜復雜的因素同時交織在一起，而目前對它們的關注度過少。最后，應該認識到社會的角色和責任。很多DOHaD發現對代際遺傳會產生影響的壓力源與社會階層、種族、性別都息息相關。這說明需要通過社會改變健康水平，而并非女性個人提供解決之道。

　　盡管回顧之前對孕期女性的過度指責可能會對DOHaD的一些研究成果有負面作用，但這將有利于科學家通過不限制女性自由的方式提高健康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