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政績考核能管住學術不端嗎

　　教育部3月19日發出關于嚴肅處理高等學校學術不端行為的通知，明確高校對本校有關機構或者個人的學術不端行為的查處負有直接責任，應建立健全處理學術不端行為的工作機構。

　　這是我國教育部門首次就處理學術不端行為發出通知。通知明確要求，“把學風建設績效作為高校各級領導干部考核的重要方面，形成學術道德和學術規范教育的長效機制。”

　　看來，教育主管部門又希望通過政績考核，來抓學術不端的治理。殊不知，近年來，正是高校領導的政績觀本身，導致了諸多學術不端現象;學術不端治理不力，也是由于領導們的政績觀所致。

　　根據我國高校的管理體制，學校領導由上級主管部門任命、考核、評價，于是，為獲得上級領導的好評，不少學校領導上任伊始，就期望在自己的任期中快出成績，數字量化考核指標由此盛行。在晉升職稱中，要求教師必須發表多少核心期刊論文、申請多少課題，在平時考核中，也是采取計算論文、課題、經費“工分”的方式。行政力量主導學術資源配置，行政指標考核教師的學術成果，被認為是學術研究中的“逼良為娼”，雖然人們要求學者堅守學術底線，但在生存壓力(晉升職稱和考核直接關系到收入待遇、福利保障)之下，一些人為了達到數量指標的要求，不惜制造學術垃圾，有的則抄襲、造假。

　　就學術不端的治理來說，也陷入兩難。一方面，高校領導急切需要論文、經費、成果數字展現自己辦學的成績，而學術不端本身其實很好地服務于這樣的目的，懲治學術不端，意味著學術研究必須轉向對學術價值和質量負責，不能圖數量，不能在乎表面的繁榮，這可能要以“犧牲”發展速度為“代價”;另一方面，在一些高校領導看來，學術不端行為曝光，是一件令學校尷尬，本人政績受損的事，也就是說，學術不端不被發現、不曝光，是治理學術不端的“最高境界”。近年來，高校領導之所以在處理學術不端時，“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正基于以上考慮——當一些大學排行榜，用減分的方式，來綜合評價發現并處理學術不端行為的高校時，那些不公開處理、不處理學術不端的高校，暗自高興，認為自己的決策十分正確。

　　眼下，把處理學術不端與學校領導的政績聯系在一起，認真分析，就不難看到高校領導的選擇：盡量不處理學術不端，因為嚴肅處理，學術不端顯然會被曝光，學校形象會受到影響，政績免不了受影響;而不處理，舉報者可能接連舉報，內部教師可能不滿，但或許政績并不受影響。

　　所以，政績考核不可能真正使學術不端的處理嚴肅起來。要治理學術不端，正需要改變大學校長的政績考核體系。首先，要恢復大學辦學的自治性，減少行政命令、通知、評估對辦學活動的干擾;其次，要通過改變校長遴選制度，把對校長的選拔、考核、評價權交給師生，讓校長不是對上負責，而是對教師和學生負責，真正用心辦教育;再次，要改革學校內部的管理模式，平衡行政權與學術權，把學術管理權交給教授，由學術民主管理，主導學術資源的公平、合理配置，推行基于學術質量的評價機制，使學術不端行為的處理，能不受行政力量的干涉。

　　只有如此，方可形成減少并嚴肅處理學術不端行為的環境，形成學術道德和學術規范教育的長效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