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73計劃首席科學家七成頭銜帶“長”

官員們成首席了，真正的學者就沒有機會

國家重點基礎研究發展計劃(973計劃)項目專項經費預算擬安排情況匯總表(部分)

以上為973計劃項目公示名單前15項列表，首席科學家頭街來自公開資料。

　　2010年11月底，某高校理工科教授趙慶明(化名)像往常一樣打開網站看科技新聞，一條轉載的消息吸引了他的目光：在科技部剛剛公布的國家重點基礎研究發展計劃(通稱973計劃)2011年啟動的172個項目前兩年預算安排和2009年立項的107個項目后3年預算安排中，幾位重點高校校長赫然在列。

　　“行政事務纏身的官員怎么有精力做973呢?”趙慶明心存疑問。973計劃旨在解決國家戰略需求中的重大科學問題，以及對人類認識世界將會起到重要作用的科學前沿問題。入選973計劃首席科學家的數量被視為各科研機構的科研實力和發展前景是否廣闊的衡量標準之一。

　　趙慶明嘗試搜索了一下，結果被嚇了一大跳：這份在中國學術界有著重要分量的名單中，帶“長”字的人數還真不少。

　　科研經費向“長”字派傾斜

　　趙慶明教授經過多方調查、統計發現，在這份279人的名單中，現任行政領導近210人，包括高校校長、各學院院長，科研機構所長，公司副總裁、總經理、總工程師等，占總人數的近75%。這其中，還有一些專家為單位現任法人代表。

　　此外，在剩下的近70人中，還有10余位研究人員曾擔任行政職務。在力所能及的范圍內搜索后，趙慶明發現，這其中，只有50余人沒有擔任過行政職務。而這50余人中，又有30余人獲得過海外學歷，或者曾任職于國外的科研院所或企業的研發部門。

　　引人注目的是，在這份名單中，正在或剛剛卸任重點高校校長或副校長的專家有27位，占總人數的比例超過9.7%。

　　中國青年報記者找到名單并進行核實，發現趙教授提供的這些情況確實存在。

　　與此項統計相類似的是，有媒體統計了113項將于2011年開始實施的973項目中，由大學承擔的占63項。其中,首席科學家由現任大學校長、副校長、校長助理等校級行政職務人員擔任的共16項，首席科學家由現任院長、副院長、系主任及相同崗位的人士擔任的共22項。以此計算，在高校承擔的2011年973項目中，六成由校長、院長等學校行政官員領銜。

　　趙慶明教授算了一筆賬，剔除官員和海歸，剩下的本土培養和成長的專家不到30人，占總人數不足10%。這就意味著，“本土成長，又不帶‘長’的教授，很難拿到大項目。”

　　在趙慶明教授看來，973計劃作為我國最重要的科學研究基金之一，具有特殊的導向作用，由此帶來的效應則是，所有的人都會往“長”字上擠，“如果不當官就難以拿到項目，這必然會傷害那些一心想做學問的教授的心。”

　　多個項目疊加時間超過有效生命時間

　　按照規定，973計劃實行的是首席科學家負責制。

　　在973計劃的官方網站上，這樣描述項目首席科學家的主要職責：“制定項目的研究計劃和實施方案;組織研究隊伍，聘任課題負責人、把握學術方向和研究重點，學術交流，推動基礎科學數據共享工作。接受科技部、財政部和項目依托部門的檢查，支持領域專家咨詢組的工作。”

　　項目首席科學家事無巨細，任務非常繁重，管理部門為此還專門規定當項目首席科學家的年齡超過60歲時，要求增設助理。

　　規定還指出，首席科學家應將主要精力投入項目工作。“通行理解，一般需保證70%的時間。”趙慶明說。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院士稱，科學家一旦被壓上領導職務，管理和開會就將占據大量時間，“保證70%的時間可望而不可即”。

　　2010年8月，《人民日報》也曾發表系列文章探討研究人員科研時間縮水現象。其中的一篇報道稱，一位從美國歸來，現擔任國立研究所課題組組長、首席科學家的研究人員坦陳：“我粗略算了一下，一年當中，大約1/3的時間用來申請項目，1/3的時間處理各種雜事;真正用在科研上的時間，有1/3就不錯了。”

　　一位擔任國內知名高校校領導的院士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當年在國外，至少95%以上的精力放在學術上，但回國后，領導信任，給自己壓上管理的擔子，很多時間用在開會、匯報上，“能有50%的精力做科研就很不錯了。”

　　“作為大學的一校之長，如果他把主要精力放在了973項目上，他如何對學校負責?有的專家甚至是省長助理，每天東奔西跑，會都開不完，時間精力又如何保證?”趙慶明教授對此充滿疑惑。

　　趙慶明說，有不少973首席科學家同時還是其他大科研項目的主持者，而那些項目也有時間要求，如此一來，就會得出一個荒謬的結論：“多個項目疊加時間超過有效生命時間。”

　　官員們成首席了，真正的學者就沒有機會

　　華中科技大學高等教育研究院副院長別敦榮教授認為：“很多單位在推選重大課題評審專家的時候，優先考慮的是主要行政領導，其他人根本上不了單位的推薦名單。”

　　這種看法得到了大量相關評審的佐證。2010年教師節前夕，教育部評出第五屆國家高等學校教學名師。經統計發現，在100位獲獎者中，擔任黨委書記、校長、院長、系主任、教研室主任、實驗室主任、研究所所長等行政職務的占九成，不帶任何“長”的一線教師僅有10人左右。

　　2010年兩會期間，九三學社中央向全國政協十一屆三次會議提交的《關于減少行政化傾向，營造良好的科技創新環境的建議》的提案中，也舉了這樣的例子：在2009年新增選的院士名單中，中國科學院新增的35名院士，八成是高校或研究機構的現任管理人員;中國工程院新增的48名院士，85%以上是現任官員;工程院60歲以下新當選的院士，都是帶“長”的人物。

　　這就形成一種模式：高校里能攬下各種獎項的往往不是教師，而是具有行政職務的院校領導。因為高校的科研經費申請、劃撥，職稱、榮譽、獎項評選等，都是由行政主導，普通教授不容易拿到項目，要是有了一官半職，資金、項目、榮譽可能都來了。

　　然而，有一種聲音認為，中國的現實是“學而優則仕”，那么，“仕而優則學”也無可厚非。

　　別敦榮認為，這些人優秀可能不假，但要區分開來的是，他們做學者可能是很優秀的，做了行政以后，沒什么精力做科研，水平可能會停滯和退化，就可能不再是優秀的了。“我們的官員不是孫悟空、不是阿童木，他們都是凡夫俗子，精力有限，做了行政工作，再去做科研，特別是還要承擔國家重大課題，這是對國家不負責任的表現，也是對自己不負責任的表現。”

　　他說，可能有個別人是超人，做了行政后，既能做好行政同時又能做好科研，但這只能是個別的，不是普遍的。“他們在行政崗位上待得越久，學術水平越低。因此，以他們為首席科學家的課題研究能不能產生真正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值得懷疑。”

　　別敦榮認為，研究人員專職做行政后，只能算業余科學家。“國家應該出臺去行政化的相關法規，嚴禁官員們申報課題，專職行政人員不得承擔和主持國家課題。官員們成首席了，真正的學者就沒有機會。”

　　趙慶明也表示，已有一些相關項目，如《長江學者和創新團隊發展計劃》規定，特聘教授在聘期內一般不得擔任高等學校實質性領導職務，包括校級領導及學校有關職能部門負責人，否則教育部將停發其特聘教授獎金。“在各種計劃中限制官員比例，應當形成公共呼吁，成為一種評價標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