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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月薪66塊錢造紙廠的助理工程師，到研究植物免疫的世界頂尖科學家……提到江湖上關于他的各種“傳奇”小故事，有著遼寧人特有幽默的柴繼杰，眼睛笑成了一彎新月。這光芒，溫和且堅定。
就在這個月，57歲的柴繼杰又被推上“傳奇”之巔。作為中國大陸首個獲德國洪堡教席獎的學者，他剛剛全職回國加入西湖大學，緊接著又獲得了2023“未來科學大獎——生命科學獎”。頒獎詞寫道：“獎勵他們為發現抗病小體并闡明其結構和在抗植物病蟲害中的功能做出的開創性工作。”
柴繼杰
近20年來，柴繼杰一直在尋找植物抗病“自救”的命運之鑰。不認命的他在“興趣”和“堅持”的加持下也完成了自己的逆襲。如今他是長江學者、國家杰青、國家自然科學二等獎獲得者，發表了120多篇SCI論文，5項研究成果入選2021年國際公認的植物抗病領域30年重大發現。
柴繼杰在結構生物領域真正“上道”，是他31歲時，做出前往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做博士后的決定。在那里，施一公剛剛組建團隊，他成為施一公的第一個博士后。如今，柴繼杰培養的學生不少也已成為長江學者、國家杰青等學科帶頭人。
無論是施一公還是柴繼杰，青出于藍而勝于藍，都是他們最期盼，也最驕傲之事。
初心：“回報國家”
《中國科學報》：2017年，你作為大陸首位獲得亞歷山大·馮·洪堡教席獎的學者，前往科隆大學和馬克斯·普朗克植物育種研究所繼續相關研究。研究期滿后，你為什么選擇回國而沒有繼續留在國外？
柴繼杰：
我到德國的第二年就很想回國。我之前在北生所（北京生命科學研究所）和清華大學都工作過。從硬件上講，國外不一定就比中國好，支持力度也未必比國內大。中國無論是從基礎研究還是卡脖子技術，都是下決心要做起來。
可能從軟環境來說，那邊科研人員對科學的專注度相對更好一些。
語言也是我想回國的一個重要原因。德國還是以德語為主，尤其是日常生活。有次坐車讓我印象特別深刻，因為車上都是老人，他們的英語不如年輕人，也聽不懂我問什么，后來我坐過了好多站，最后發現連方向都坐反了。
這種語言不通，讓我非常沮喪，別人在談什么我都不知道，包括在工作上。馬普所要好多了，都可以用英語交流。但科隆大學說德語的成份還是很大，如果他們用德語交流，你會有種局外人的感覺。
《中國科學報》：此次全職回國，你是否帶著更大的計劃？
柴繼杰：
不知道能不能說更大。我們在過去幾十年里很多積累，主要聚焦于基礎研究，解決一些科學問題。一方面植物免疫的基礎研究我們會繼續做下去，另一方面也想做些更“接地氣”的事兒，希望能把植物免疫知識應用于實踐。
具體來說，比如植物病害是造成植物減產最重要的一個因素，我們希望利用積累的知識讓植物自身能更有效地防護這些病蟲害，減少化肥的使用，同時也希望做些其他嘗試，比如讓化肥兼具農藥作用等。
國家對我們有這么大的支持力度，我希望能對國家和社會有所回報，這是我最基本的初心，也是最樸素的想法。
《中國科學報》：回國后你受聘為西湖大學植物免疫學講席教授，這所學校最重要吸引你的地方是什么？
柴繼杰：
大學最重要的目的之一是傳播知識和積累知識。西湖大學就是把教學和科研作為最重要的事兒，其他都為之服務。
在教學上，西湖大學不僅看重研究生、博士教育，還非常重視本科生教育。老師們全是親自上陣教，可見學校對教學的高度重視。在科研上，無論是后勤服務還是其他方面，學校都是全力支持，讓我們能全身心地投入到科研中。同時，學校還提供了一個寬松的學術環境，可以有充分的空間自由探索。
逆襲：靠興趣和堅持
《中國科學報》：1983年，你考入大連輕工業學院制漿造紙專業，畢業后分配到丹東鴨綠江造紙廠。你為什么選擇制漿造紙專業，并在4年后跨專業讀石油化工科學研究院的碩士？
柴繼杰：
我是83年上的大學，那時候信息不像今天這樣發達，只能憑報紙上的招生簡章來報志愿。當時報了聽起來挺高大上的輕工業機械專業，可能很多人跟我想法一樣，所以就沒考上，最后就調劑到制漿造紙專業了。
大學畢業后被分配到造紙廠，我清楚地記得當時每個月工資是66塊錢。后來我覺得自己不是特別適合工廠的環境，很想繼續上學，就選了那時比較熱門的石油化工專業。
《中國科學報》：研究生畢業后，你前往北京協和醫科大學藥物研究所讀博士，跨專業讀蛋白質晶體學。你是怎么進入這一領域的？
柴繼杰：
讀碩士的時候，我還沒有真正找準想做什么，感覺可能對合成比較感興趣，所以就報考了有機合成專業的博士。最后成績也不錯。但是當時老師說這個專業得有實驗基礎，光有理論不行，所以就把我推薦給了另一位研究晶體學的老師。我就開始研究蛋白質晶體學，這恰好是結構生物學的重要基礎課程。
《中國科學報》：你3年就取得了博士學位，為什么之后又前往在普林斯頓大學剛組建團隊的施一公那里，并成為他的第一個博士后？
柴繼杰：
90年代國內外在學術上的差距還是很大，大家都很想出去學習。施老師的實驗室雖然剛成立一年多，但成果已經很不錯了。博士后期間，我確實學到了很多東西。尤其是剛加入時，實驗室只有我和一個研究生，施老師那會兒完全是手把手教我，可以說是得到了他的真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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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在普林斯頓大學做博士后的柴繼杰
《中國科學報》：當時在施一公的團隊里，你是出了名的“不按常規出牌”，而“天馬行空”的想法總能幫助突破研究瓶頸。你如何看待如此活躍的思維？
柴繼杰：
可能是我當時沒有在“圈”里，沒有所謂的知識背景，這反而讓我以一種不同的方式思考一些問題。如果我一直受這個領域的影響，也可能會被一些固定思維框住。
我還有一種思維習慣，就是遇到任何事情都喜歡去思考，不是人云亦云，或者盲目相信文獻，做研究要有批判性思維。
我也經常跟學生說，要學會實驗思變。如果實驗卡在某個地方，繼續反復做肯定是不行的，只有變化才可能產生不同結果。我當時在普林斯頓做博士后時，就有一個關于表達蛋白的課題，通常情況下這種實驗都是22度—24度。有一天我就突發奇想，想試試溫度放到16度會怎么樣，一個很小的變化最后確實產生了巨大的差別。
實際上很多開創性的研究，不一定是有天翻地覆的變化，可能是很小的地方，只要思路稍微變一下，就像捅破窗戶紙一樣簡單。
《中國科學報》：從在造紙廠工作到結構生物學領軍學者的轉變，很多人視之為勵志的傳奇人生。你認為這段逆襲之路，最重要的是什么？
柴繼杰：
我覺得有兩點特別重要：興趣和堅持。
其實我們很早就開始做NLR受體（胞內核苷酸結合和富含亮氨酸重復序列受體）了，做了將近20年才出成果。但植物調控免疫有兩類重要的受體，我們在另一類PRR受體（膜表面模式識別受體）上也一直做得不錯，有很多重要成果，所以能夠給人以信心，從而也能獲得足夠的支持讓我們繼續堅持初始的興趣。
堅持自己認定的東西，這對科研是非常重要的。不光是我，我的學生也是這樣，有些課題我當初也沒有什么信心，但是學生一直堅持，最后真就做出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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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繼杰（左）與周儉民（右），二人同獲2023未來科學大獎“生命科學獎”。
純粹：自由的前提
《中國科學報》：成為導師后，你培養了很多優秀人才，不少已成為相關領域的學科帶頭人。在培養人才上，你有什么獨特的方法？
柴繼杰：
如果說在這方面有我的功勞的話，可能是我與他們交流得很多。不光是學生期間，包括他們參加工作、做獨立PI以后，我們的交流也很多。
《中國科學報》：你有很多學生，也有很多自己的科研工作。跟大家保持高頻的交流，可能要占據你很多時間。
柴繼杰：
我的優勢應該是我可以非常專注。因為我沒有什么行政職務，不需要花任何時間去做其他事兒，可以完全集中在研究上，這對我做科研非常有利。
而且我也非常愿意跟學生交流。如果這種交流能幫助或者提供一些想法給他們，尤其某個想法真有用時，我自己也是一種享受。
《中國科學報》：你對行政職務沒有欲望嗎？
柴繼杰：
我確實沒有。這并不是說我有多超脫，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想法，我認為我在這方面也沒有天賦，用老百姓的話就是“我也不是那塊料”。我把時間用在不擅長的事情上，就是做無用功。與其這樣，不如花更多的時間在我更擅長的科學上，這可能會讓我走得更遠。
《中國科學報》：對于選擇導師，你有什么建議？
柴繼杰：
首先要對所做的研究有興趣，另外導師的科研思維應該活躍。能做出東西不僅僅在于你發篇什么樣的文章，更重要的是這個過程中你學會很多，這可能比文章本身更重要。
《中國科學報》：你認為中國學生和國外學生相比，有什么特有的優勢，以及待改進之處？
柴繼杰：
中國人刻苦努力，這是我們最大也最明顯的特點。但是我們受傳統文化影響會更加內斂，在很多問題上可能不善于發表自己的意見，也不是非常積極主動，這也許是需要提高改進的地方。
《中國科學報》：對于新組建的植物免疫信號傳導實驗室，你希望讓學生們得到怎樣的鍛煉？
柴繼杰：
對于研究生來說，有過硬的技術是基本的，同時要有獨立思考問題的能力，初步具備獨立科研的能力。我不在的時候，他們自己也能解決很多具體問題。
博士后期間的要求會更高。不僅要有獨立解決問題的能力，更重要的是學會提出問題，假如將來自己成立一個實驗室，你要清楚自己想做什么。
《中國科學報》：如果對青年科研人員說一句話，你最想說什么？
柴繼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