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雅風：對李四光第四紀冰川學說的探討

　　李四光教授對地理學界影響最大的工作，無疑是關于第四紀冰川研究的倡導，“冰期之廬山”專著，理論而又實際地闡明關于廬山地形與混雜堆積的冰川成因，生動富于說服力，被公認為地質、地理學界最有成就著作之一。

　　作者在大學讀書與工作的初期，深為李先生的雄文宏論所折服，奉為楷模，未曾懷疑，在實踐中也力圖尋川遺跡，與李先生理論印證。也正由于先生著作的啟發，產生研究冰川的憧憬和興趣。

　　50年代末期開始，得有去西部高山區長期工作的機會，積累起一些經驗，由于重點在現代冰川，對冰川形成的氣候條件、冰川運動及其刨蝕、堆積特征稍有了解。但初期認識也比較簡單，如1962年天山博格達峰第四紀冰川考察，曾將著名風景區天池判斷為冰磧阻塞湖，攔阻河谷形成天池的大壩定為冰川末端的終債，排斥當時已有的山崩滑坡成壩的解釋，對于遠離基巖區非一般流水作用所能帶動而堆放河谷或河口的巨石，統作為冰磧石看待。

　　而1964年目睹西藏東南部泥石流暴發流動和堆積現象，1965年目睹云南祿勸縣大山崩滑坡形成的橫跨河谷的巨壩后，逐漸明確壩狀、瓏狀的混雜堆積，遠離基巖區帶擦痕的巨礫，可以有多種成因，不能簡單的都稱為冰磧，由此，我就放棄了天山天池壩的冰川成因論，而接受山崩滑坡成因論。但1962年博格達考察后，已提出了天池冰期的名字，雖未正式撰文論述其含義，但已在同行中流傳與引用，無法收回，悔之莫及。

　　1964年起有幾次偶然的機會接觸東部第四紀冰川問題，一次是藍田猿人現場會議，對于猿人產地公王嶺附近地形現象出現了流水成因和冰川成因兩種完全對立的理論，我看了一處被冰川成因論者當作冰磧看待的卵石層后，認為完全可以用山溪洪流順理成章的解釋，無須借助于冰川成因。

　　一次在四川渡口金沙江岸邊看到一堆大小混雜的礫石堆積，景才瑞先生指為古代順金沙江河谷流來的大冰川堆積，我考慮這里海拔已經很低，附近亦缺乏高山，沒有發育古冰川的條件，而未敢茍同。一次在河北陽原泥河灣地區，周慕林先生介紹所稱紅崖冰期的混雜堆積，我看后認為缺乏冰磧特征，也可用山溪泥石洪流堆積來解釋。若干次的接觸討論后，逐漸對于李先生的第四紀冰川學說產生了懷疑。

　　于是在1980年聯合若干同志去廬山考察，對李先生親自鑒定的冰川堆積與侵蝕形態一查究竟。經過近半個月的觀察，就廬山的氣候條件，地貌形態和混雜堆積的可能成因，反復作了比較，對廬山西北麓羊角嶺混雜堆積作了較深入的室內分析，所得結果與李先生的觀點完全相左。本著實事求是、百家爭鳴的精神，發表了兩篇短文引起了一場新的論戰，以后又聯合了崔之久、李吉均等三十多位志同道合者，開展了比較系統、全面的研究，撰著《中國東部第四紀冰川與環境問題》一書作為我們的研究總結。

　　我們總的認識是：中國東部只有少數高山如陜西太白山、四川螺髻山、臺灣玉山和吉林長白山有確切的第四紀冰川遺跡，而存在爭議的海拔2000米以下山地，如廬山、黃山、廣西桂林等山區過去報道過的第四紀冰川遺跡概屬誤解。誤解有著時代的烙印，即本世紀30年代，正是歐洲A. Penck與E. Brückner關于阿爾卑斯山四分法冰期概念在全世界流行，對冰川地貌、堆積物和冰緣、泥石流、山區洪積等近似現象的識別還不深刻，對沉積物內部結構、特征，對孢粉分析、同位素分析等識別氣候與環境的手段還未應用，實踐的局限性產生認識的片面性是任何一位學者所難免的，而在舊中國半封建半殖民地環境下，限于政治和經濟條件，包括李四光先生在內多數研究者沒有去西部高山區從事現代與第四紀冰川深入研究的機會，感性知識和實踐經驗的限制，使已經形成的不符合實際的錯誤認識難于自覺改正，這或許是我國東部第四紀冰川研究走了一條彎路的認識上的原因。

　　飲水思源，李四光教授開創了中國第四紀研究，并親自擔任中國第四紀研究委員會的首屆主任，在他的創導下，三十多年來，中國第四紀研究有了盛大發展。李先生勇于向陳規舊習挑戰的開拓精神、探求真理的嚴肅態度、支持各門學科發展、培植后進青年的寬闊胸懷，永遠是我們的楷模，永遠值得我們學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