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陵蘭島曾是海象牙的關鍵來源地。而海象牙被雕刻成諸如來自蘇格蘭的著名的12世紀劉易斯棋子等奢侈品
圖片來源:蘇格蘭國家博物館
1721年,傳教士Hans Egede乘坐一艘名為“希望”號的船只從挪威航行至格陵蘭島,以尋找歐洲人在200年里從未聽說過的挪威農民并將其轉變為新教徒。他見到了被冰山點綴且讓路于和緩溪谷的峽灣,以及在巨大的冰蓋之下閃爍著微光的銀色湖泊。不過,當Egede向遇到的因紐特獵人打聽挪威農民的事情時,他們指向了由石頭筑成的斑駁的教堂墻壁:500年占領期間剩下的唯一殘留物。“這么多人在如此長的時間里同更加文明的世界斷絕了所有交流。他們的命運如何?”Egede在一篇對此次旅程的描述中寫道:“他們是被當地人的入侵毀滅,還是因嚴酷的氣候或者土壤的貧瘠而滅亡?”
時至今日,考古學家仍然很疑惑。沒有哪段北極歷史比這些挪威定居點在15世紀某個時間段的消失更加神秘。針對這片殖民地的隕落提出的理論,涵蓋了從險惡的巴斯克海盜到黑死病的所有內容。不過,歷史學家通常將大部分責任歸咎于挪威人自身,即認為他們無法適應不斷變化的氣候。這些挪威農民在公元1000年左右的某個溫暖時期從冰島來到格陵蘭島定居。不過,根據傳說,即便是被稱為小冰河期的寒冷時代到來,他們仍堅持飼養牲畜、建造教堂并且開發諸如土壤、木材等自然資源。與此同時,獵取海豹、食用鯨的因紐特人在相同的環境下也幸存了下來。
然而,在過去的10年間,北大西洋新的出土文物迫使考古學家修改一些長期持有的觀點。一個名為北大西洋生物文化組織的國際研究團體累積了關于古代定居模式、飲食和景觀的精確的新數據。研究表明,格陵蘭島的挪威人很少關注牲畜,而是更多地關注貿易,尤其是海象牙。同時,在食物方面,他們更多的依賴于海洋而非牧場。毫無疑問,氣候給這片殖民地造成了壓力,但呈現的重點并不是一個食物匱乏的農業社會,而是一個勞動力短缺并且受到海洋災難和社會動亂影響的狩獵社會。
重視農耕
1976年,有著濃密胡須且年僅26歲的Thomas McGovern首次到達格陵蘭島南部一個長滿青草的峽灣岸邊,并且期待著開始他在考古學方面的博士研究工作。當時,關于這些挪威人的基本時間線已經建立。9世紀,使斯堪的納維亞海盜得以掠奪歐洲北部和中部的航海技術的發展,同時為隨后被稱為和平化身的挪威人開辟了向西穿行至格陵蘭島的道路。如果幾個世紀后撰寫的不可靠的冰島傳奇故事是可信的,那么應該是一名叫做紅胡子埃里克的有膽量的冰島人帶領若干艘船只在公元985年左右航行至格陵蘭島。這些挪威人最終建立了兩個定居點,并且在鼎盛時期擁有上百個農場和3000多名居民。然而,放射性碳年代測定顯示,到了1400年,格陵蘭島西海岸的定居點被遺棄;1450年,位于島上南端的格陵蘭東殖民地的居民也隨之消失。
正如目前在美國紐約亨特學院工作的McGovern當時所寫,他和其他人在上世紀80年代收集的數據表明,這些殖民地因“挪威人在面臨資源波動時表現出的致命保守主義”而毀滅。他們提出,挪威人將自己視為農民,一心照料著干草地,盡管生長季變短。同時,他們從冰島帶來了奶牛和羊群。
骨頭樣本顯示,即便是很小的農場也養著一兩頭牛。在當時的挪威,這是一種身份的象征。同時,書面記錄提到,包括奶酪、牛奶和一種脫脂酸牛奶在內的乳制品是飲食的重要組成部分。“對于挪威人的身份來說,沒有什么活動比耕作更加重要了。”華盛頓史密森學會國家自然歷史博物館考古學家William Fitzhugh在2000年寫道。
發現聚寶盆
30年后,在一片被稱為Tasilikulooq且兩側都是湖泊的現代因紐特人綠色牧場上,McGovern的兩名學生和其他人正忙著挖掘一個曾養過綿羊、山羊、馬和一些牛的中等規模農場的殘留物。兩名穿著橡膠工作服的研究生用水沖洗有著700年歷史的土壤,并在一個垃圾堆附近發現了未經辨別的出土物體。一顆和鎳幣大小相仿的棕色紐扣出現在金屬篩上。“他們發現了不只一顆這樣的紐扣。” 卑爾根大學博物館考古學家Brita Hope表示。一名學生則開玩笑說:“我們能用這些紐扣做一件衣服。”
不過,這些紐扣的功能遠不及它們由什么制成更加重要:海象牙齒。此次挖掘工作的領隊、來自紐約城市大學的Konrad Smiarowski介紹說,一些海象的面部骨頭也出現在這片農場中,表明定居者曾在集體出動的迪斯科灣探險中從事過狩獵活動。若干發現均表明,格陵蘭島環境的產物——海象牙是挪威經濟的關鍵。
中世紀歐洲賦予海象牙的極高價值為挪威人在格陵蘭島上獲取它們提供了足夠的激勵。手工藝人將海象牙用于制作奢侈的飾品和服裝,以及諸如于1831年在蘇格蘭發現的著名的劉易斯國際象棋等物品。奧斯陸大學考古學家Christian Keller在2010年內分析的課稅記錄表明,1327年,一包802克的格陵蘭島象牙值一大筆錢——相當于約780頭牛或60噸魚干。“挪威人在北大西洋發現了聚寶盆—— 一個到處都是海象和其他動物的海洋生態系統。”愛爾蘭都柏林三一學院歷史學家Poul Holm表示。
定居模式發生變化
在距Tasilikulooq現代農場35公里的大主教所在地Gardar,青草在主教住處—— 一座大教堂以及可能由從挪威坐船過來的石匠建造的其他建筑物的廢墟附近肆意生長。這里的石頭庇護所曾養著100多頭牛,而這在中世紀的斯堪的納維亞半島是權力的象征。
來自丹麥和格陵蘭國家博物館的Christian Koch Madsen認為,如果格陵蘭島定居點最初只是為尋找和開發珍貴的海象牙自然資源所作的努力而不是一群自由農民的集合地,那么整個社會將需要更多的自上而下的規劃。Madsen的工作和其他研究通過揭示氣候惡化時定居模式發生的同步變化支持了上述觀點。
Madsen對來自1308年挪威農場廢墟的木材等有機殘留物進行了放射性碳年代測定。日期顯示,和其他富裕的農場一樣,Gardar很早便建立起來。不過,它們還表明,當小冰河期的最初跡象在1250年左右出現時,幾十個偏遠的農場被遺棄,并且有時在更靠近中央領地的地方重新建立起來。垃圾堆中的骨頭幫忙解釋了原因所在:隨著溫度下降,生活在大農場中的人們繼續食用牛肉和其他牲畜,而生活在較小農場中的挪威人轉向以海豹和馴鹿為食。同時,為維持他們的飲食,格陵蘭島的權貴不得不擴大勞動密集型的做法,比如儲存冬天的飼料并為牛群提供庇護所。較大的農場通過建立由佃戶經營的農場獲得額外的勞動力。
然而,Madsen推測,隨著氣候惡化,壓力開始增大。他認為,普通的挪威農民不得不在自己農場的春夏季需求和每年共同進行的海象及遷徙性海豹狩獵活動之間作出平衡。Madsen表示,較低社會階層的貧困“最終向上傳導至整個社會體系”,使依靠課稅和來自小型農場的勞動力的大型農場變得不穩定。格陵蘭島上的挪威人或許從此再也無法堅持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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