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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剛過去的2023年，北京語言大學博士后進站蓋13個章事件、西北工業大學實行機構改革“三減”（減機構、減干部、減管理人員），讓人再一次把目光聚焦到高校行政機構精簡的話題上。
近年來，南京大學、湖北大學、華南農業大學等多所高校也在推進行政機構的優化與調整。這無疑是一件值得鼓勵的事，因為高校行政機構臃腫、各級行政管理繁復已經嚴重阻礙了高水平大學的發展和建設進程。
很多教師都有類似感受——整天都在工作群中看到行政部門發各種各樣的文件，一會兒要申請項目、一會兒要統計數據……當行政部門臃腫，每個部門又都想做出“成績”時，受苦的通常是一線教師，因為任何一個行政部門都可以對教師發號施令。
葉志明。受訪者供圖 ?
行政部門臃腫有其特殊原因。
一是我國高校干部任用通常“能上不能下”，這本身是有問題的。當起用一位新領導時，意味著要安置一位老領導，很多學校把老領導安排到某個無關緊要的部門，而該部門很有可能就是專門為他而設的“養老”機構。“因人設崗”導致行政部門越來越臃腫。比如，一些高校的保衛處分為兩個部門，一個專門管理戶籍，一個管理學校安全。此外，還要請校外的保安公司負責校門安全。
二是所謂“改革”。近年來，一些高校推行大部制改革，紛紛建立學部，這在無形中增加了一層行政機構，導致信息傳遞受阻或走樣。從前單獨的一個系，領導做事雷厲風行。如今組建成一個學院或學部后，做什么都要等待學院或學部下命令，程序變得復雜、效率變得低下。如果恰逢學院或學部領導缺乏行政管理能力，采取保守、怕出事的態度對待，又何談建設高水平大學？
在大部制改革中，一些高校的教務處改成了教務部，科研處改成了科技管理部等，但學校的行事效率并沒有提高，反而導致機構臃腫、人員繁多，垂直梗阻愈加嚴重。一些行政管理人員自己都沒有好好做過教學或科研工作，卻指揮一線教師怎么做。這讓教師感到不知所措。
三是行政編制過多，會有不好的導向。一些副教授職稱的部門領導，兩三年后便升為正教授。這使得一些原來做學問的教師動了心思，想方設法要先成為行政干部。
四是先當行政干部再升高級職稱，還是有高級職稱后再當行政干部，其邏輯起點是不同的。前者從處長做起，利用權力爭取資源，再把資源交給自己的團隊，讓他們幫忙“干活兒”，最后順利獲得教授職稱。后者則是先做學者，在學術圈知名、在國內外有影響力，再被提拔為處長等。雖然都是“處長”，但他們的行事邏輯截然不同——前者先要保住行政職位，以此為基礎才能有之后的一切；后者則更多考慮事業，而不僅僅保住行政職位。如果前者越來越多，學校的各項事業能很好發展嗎？
我國高校機構反反復復調整，反觀世界名校的機構變動卻比較小，不少國外高校機構改變的是內涵而非名稱。但我國高校機構的內涵變化不大，名稱卻頻繁變化。這些都說明，對于高水平大學應建立何種行政管理體系的問題，我國高校并沒有好好考慮過。
五是長久以來，國內高校習慣于在增量上動腦筋，使得存量積極性不足。人才引進如此，行政機構改革亦如是。實際上，高校更應重視存量的積極性。原來一個機構有10人，精減后留下5人，這些人員通常是“精兵強將”，未必不能發揮10人的作用。
高校精簡行政機構，希望先行者要“真做”，而非“走過場”。改革過程更加透明，減少了哪些機構、干部、管理人員應及時公布。而不是喊著精簡（減）、實則增加。以前某些行政機構在改革過程中，看似減掉了若干部門，實則設立了更多事業單位、中心等，減掉的人員被安排到這些新增機構，待遇不變。如果高校精簡行政機構也是這般，很難為更多高校帶來示范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