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orgeChurch寄語：倘若你沒體會過失敗那是你未全力以赴

　　根據George Church教授的敘述，1986年，哈佛大學“拯救”了他，哈佛醫學院聘請年輕的他作為一個遺傳學助理教授。

　　在此后的幾十年，Church教授一直致力于推動正在改變科學的基因組革命——讓DNA測序朝著更快和更便宜的方向發展。如今，這種推進速度甚至超出了他的預期。

　　如你所知，Church教授，在破譯人類遺傳密碼的國際項目“人類基因組計劃”中工作顯著，且一直以“直言不諱”的風格在圈內備受尊敬，他積極參與到公共道德和技術挑戰性的學科，與常人眼中的人體研究“太私密”的傳統觀念背道而馳。在他看來，一些有前瞻性的隱私是虛偽的，人們應該看到通過醫療數據和基因數據等建立的個人基因組項目的價值意義，并盡力讓信息公開可用。

　　當年輕的Church教授不得不重讀九年級和研究生一年級，他感覺很掙扎。不過很快，對科學的巨大興趣，獨立工作的能力，對實驗室工作的熱愛抵消了他的消極情緒。

　　記者：您出生在佛羅里達州（Florida）的一個空軍基地（Air Force base ）？

　　Church教授：由于我的母親再婚，我有三個父親。 第一個持續了八個月出生后，他是空軍飛行員，一個令人羨慕的職業。多年來我對他的印象只有起飛和落地，直到他死亡的那天。此外，他還從事著諸多讓小男孩羨慕的職業，他執導了電影“Water Ski Hall of Fame”； 他是ABC“Wide World of Sports”節目的首個評論員；此外，他還是一個男模，從事與電影、電視相關的職業。

　　記者：他是您的生身父親嗎？

　　Church教授：是的，不過我并不認為他真的為我帶來較多的智力影響。 我的第二個父親是律師，對我影響較大。 第三個父親是一個醫生，在我的人生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首先，他將我送到了一個非常了不起的高中——自由的東海岸學校（East Coast school），遇見了哈佛大學化學教授George Whitesides等一些有趣的人。此外，由于他是一名醫生，也讓我提前解接觸了各種醫療技術，并沉迷于它。

　　記者：Church是您的姓嗎？

　　Church教授：是的，我姓Church。有兩大事情改變了我的生活。

　　一件事是：10歲時，我有幸參觀了紐約世界博覽會，并從展會中看到了當時人類對未來的“描繪”。我完全被一些新鮮的場景和理念所吸引，譬如有觸摸屏，有噴氣背包，有令人驚嘆的建筑由塑料制成，還有可控制的機器人……。 我當時不知道這只是“科幻片”，以為這就是1965年的真實世界。不過，不久后我就醒悟到了這一現實，但我認識到要想科幻變成現實，首先要努力去實現各種技術。

　　另一件事是：臨水而居的生活給了我許多自然界的啟示。我住在Tampa運河邊的一個小島上，經常可以在泥漿中找到類似海星的棘皮動物。雖然我在閱讀上有較多的麻煩（Church教授曾患有閱讀障礙，嗜睡癥，強迫癥等），但通過使用索引和照片，我可以找到任何東西。我不是特別適應社會。 那時候，與現在大多數年輕人一樣，我常常感到很絕望，也認為自己不會脫穎而出，唯一的是我會堅持獨自一個人研究感興趣的事情。

　　記者：您是在杜克大學讀的本科嗎？

　　Church教授：作為出生在佛羅里達州的男孩，我很討厭寒冷，因此可供申請的也只有斯坦福大學和杜克大學。后來我去了杜克大學，在這里可以選修數學、物理、化學和生物學等各種各樣的課程。 大一的時候，我把所有初級，高級和研究生課程都提前選修了。當時的想法，就是想知道這所大學里最前沿的課程是什么？我是否能夠駕輕就熟？

　　大一的時候，我修讀了研二的病毒學課程。授課教授課程進行到一半時，才發現我是大一的學生。 他說，“我不知道你選了我的課，但是你真的不應該這樣做。”我說，“嗯，如果我失敗了，愿賭服輸。”事實上，我在這門課上表現不錯，盡管很艱辛，我花在這門課程上的時間比另外四個課程累積的時間還要多。最后，我在兩年內完成了兩個學位：化學和生物學。盡管我也修讀了大部分的數學、物理和計算機科學，不過這是業余的。

　　記者：您怎么有時間在兩年內修完這些課程？中間考慮過放棄嗎？

　　Church教授：努力、努力再努力。不過科學和數學對我來說很容易，可能是我喜歡它們。以有機化學為例，我并不是只做老師分配的練習，而是把書中的每一個問題集都做透。之所以提前修讀課程，主要是想早點畢業能夠節省不少學費。像很多青少年一樣，我不想成為我父母的負擔。史蒂夫·喬布斯之所以從大學退學，也是因為他擔心父母的經濟條件。我沒有去放棄，就是想提前完成。如果我需要按部就班地四年完成，我可能也會中途退學。不過后來在研三的時候，我真的退學了。

　　記者：在杜克大學退學的嗎？

　　Church教授：是的，我研究生修讀的是微生物學，但研一時我已經修完了研二的晶體學課程，這也是自認為最適合自己的一門學科，可以綜合運用計算機、數學、生物學、物理和化學的知識。因此，我想轉專業，然而當時的生物化學部門沒有實現對我的承諾。后來，因為我不想去聽課拿了兩個“F”，這不得不退學，都沒有商量的余地。

　　記者：那時您多大了？

　　Church教授：20歲左右吧，我的“晶體學”導師Sung-Hou Kim一直告訴我，不一定要成為技術人員，像他那樣的人一定不會讓我做這些實驗。 他說，你必須去申請研究生院。所以，后來我去申請研究生院，在哈佛大學。在當時，一個兩門課不及格的人去申請哈佛大學是很讓人“大跌眼鏡”的。

　　在哈佛大學的的兩年中，他發布了5篇文章，其中數篇是一作，哈佛沒人很在意他曾經獲得了“F”的成績，這讓他很感動。在哈佛，我不斷地探索實驗室研究，我每周花105個小時在實驗室里，這真的是出于對科研的熱愛。在這其間，我申請休息三個月，用于閱讀和思考計劃，并完成了所有的課程。 幸運的是，真的只有一個必修課程——Don Wiley的“晶體學”。這門課程很難，每周要花45小時完成作業，很多人選了中途離開，還好我最后完成了，并且師從了Wally Gilbert教授。

　　記者：Wally Gilbert教授的實驗室很高端嗎？那會兒Wally Gilbert教授已經獲得諾貝爾獎了嗎？

　　Church教授：在我進入實驗室的三年后，Wally Gilbert教授獲得了諾貝爾獎。他的實驗室高端嗎？ 坦白地說，理所當然的。不過，由于我從小就是在擁有很棒設施的精英中學讀的，且獨立從事過化學研究，所以即使實驗室里有很危險的有機化合物，但對我而言都很普通。

　　當我進入了Gilbert實驗室后，我并不覺得自己只是個學生，而認為自己是一個獨立的研究人員。早在杜克大學時，我就拿到了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NSF）獎學金。在我看來，自己并不是受惠于實驗室的負責人、父母或其他人，而是成為心目中的獨立科學家。

　　而后，為了等我的女朋友（現在是我的妻子）做完課題一起回到西海岸做博士后，我去Biogen公司呆了6個月，是Biogen公司的首批雇員之一，在這之前，我還擔任了伯樂公司（Bio-Rad）的顧問。

　　記者：能簡單介紹下您的論文嗎？ 它似乎對這個行業影響很大。

　　Church教授：我的論文包括兩大部分。 第一部分是處理法國科學家Bernard Dujon因休假轉移的項目；另一部分是關于基因組測序，即我在Gilbert實驗室計劃的項目。

　　1977年夏季，我開始思考各種各樣的發明，包括同源重組和多元化測序等等，還有DNA納米結構。

　　上半部分：Bernard Dujon是一個年輕有為的教授。 他發現了歸巢核酸內切酶（meganuclease）技術，是首個切割 DNA 的方法，最終能夠進行基因組編輯，與現在的編輯工具CRISPR有關。該方法先于PCR（聚合酶鏈反應），且在某種程度上，對擴增的DNA序列編輯，它勝過克隆和PCR技術。

　　記者：您女朋友當時是研究發育生物學嗎？

　　Church教授：是的，發育生物學。 她是1984年那會為數不多的胚胎干細胞研究人員。

　　記者：您認為自己最大的成功是什么？ 特別是一路上磕磕絆絆，你從中學到了什么？

　　Church教授：我在某個領域的成功經驗，離不開在杜克大學學習晶體學的經歷，目前我們很多人的研究仍然以“核糖核酸”的轉運為核心， 多路復用和DNA編碼最早是從我的論文中衍生出的概念。不過現在我仍然有一些關于DNA納米結構的文章沒有發表。也有一些失敗的事情，譬如納米孔測序和DNA納米結構雖已經提出，但是還未進入實際使用，我認為是一種失敗。

　　記者：你一共創建了多少家公司呢？

　　Church教授：從2005年開始，我以每年成立一個公司的速度要求自己。因此 如果一切順利，今年我將參與第9家公司的成立。每一家公司不僅是數量規模上的不同，還必須是不尋常的類型。尤其是當你的博士后想自己創建公司時，你必須成為他們的良師益友。

　　記者：您公眾形象的另一重要部分是作為基因組學，基因工程，合成生物學的“倡導者”？

　　Church教授：我想把它比作一個傳播者，而不僅僅是倡導者。在我看來，這區別很大，僅僅作為倡導者，很多時候可能是盲目的。 因此，我在實驗室撰寫了大量的論文警示和生命倫理的綜述。在我看來，創造的本質就是解決潛在的問題，在很重要的事情發生之前就應該進行討論，因為很多時候事情的發展速度會超出預期。 例如，根據摩爾定律，下一代測序原定是經過60年的發展，而現在它更像是6年。尤其是新出現的CRISPR技術，只有短短3年的時間就已經開始在臨床上展開各種研究。

　　記者：面對成本不斷降低的基因組編輯和基因治療。您持何種態度？

　　Church教授：我不確定基因療法是一種對人類健康的絕對手段，同時當然也不相信CRISPR是實現基因治療的唯一方法。 事實上，2000年的一項基因療法臨床試驗中，并沒有使用CRISPR進行基因編輯。不過我幫助的公司之一Editas，未來將使用CRISPR進行基因治療。

　　記者：反思自己的職業生涯，您有什么建議？

　　Church教授：事實上，在戰場上，那些成功躲過所有子彈的人根本不知道自己是如何做到的。所以說，體會過失敗并克服這段經歷，比成功更重要。我曾不得不重修九年級，復讀研一，在科研期間曾失去了主要的資金來源……但是我都挺過來了。其實，決定一個人能不能走下去的并不僅僅是外部資源，更重要的是你的內心。此外，一旦選擇追逐你的夢想，就意味著冒險。

　　如果你沒有體會過失敗，那只能說是你未全力以赴，這是一種非常極端的后退。在我看來，惡有惡報。倘若真的想讓團隊所有人成功，除非是你的競爭對手不會失敗。而事實上，如果每個人都能很成功，社會就難以足夠的進步。